为创新型经济的发展勤勉耕耘

2015年第06期    作者:赵 靖    阅读 3,303 次

人物简介

赵靖：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管委会委员和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主任，荣获第三届“东方大律师”称号。

承蒙《上海律师》约稿，很高兴能与各位同行交流从业的一些体会。一转眼，我回国加盟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伦所）已逾十二载，而这十二年正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高歌猛进，又值中国律师行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我个人安家立业的关键岁月。

通往中国律师之路

成为中国律师，对我来说似乎自有天意。我是1990年考入复旦大学法律系的，是当年上海高考的文科探花。选择法律并非自己从小就立志成为律师，倒是在很大程度上冲着“江南第一学府”而去，又觉得“国际经济法”这个专业很高大上，即使要先去南昌陆军学院军政训练一年也值得。1991年军训后，在复旦的学习期间打下了法律专业的基础，而复旦的课程中有不少国际和国外法律的内容，也就初窥了国外法制的一些风云。1994年，我很荣幸提前一年毕业，当时我们这一届全校一共有18位同学提前毕业而未读研。

虽然我在当年通过了中国律师资格考试，但正赶上浦东开发和上海重建金融中心的大局，就业选择了成立不久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在总行从事国际信贷工作，参与当时金融前沿的国际银团贷款和项目融资等。浦发银行当时还未设立专门的法律部门，我也由此担当了法务的工作，接触了不少国内外知名的律师和律所。当时，国际律所在中国市场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而我的中学——上外附中也是留学风气浓郁，且复旦学生在沪也引领着法律毕业生自费留学的风潮。校友和同学中多有捷足先登者，我也产生了出去看世界的愿望。

1997年，我获得了加拿大女王大学法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前往安大略省美丽的湖畔小镇金斯顿攻读国际经济法专业的法学硕士学位，主要研究的课题是服务贸易总协定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恐怕是生长于上海的缘故，对大都市总更亲近些，1998年在加拿大毕业后我又转到纽约大学法学院攻读第二个法学硕士学位。此次专业是公司法，接触到了诸如风险资本和私募投资、收购兼并和证券市场等以后一直伴随我发展的许多领域。纽约是个神奇的地方，我很快被美国知名的宝维斯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宝维斯）录用。1999年毕业后通过了纽约州的律师考试，我就在纽约做起了美国律师。

当时正值互联网新经济兴起、亚洲金融危机也已过去，我有机会临时被派到宝维斯香港办公室，手头一个大项目接着一个大项目。之后，在合伙人的邀请下，我正式转至香港，主攻中国项目。通过宝维斯几年来的高强度工作将我培养成了一名严谨合格的律师，律所也期待我成为第一位中国出身的合伙人。但就在一切顺利发展的时候，人生的转机又出现了。2001年，上海市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引进国际主题乐园，宝维斯在这方面有着很强的经验，我穿针引线，推动宝维斯担任上海政府的律师，频繁往返于沪港。离沪几年，我发现新世纪的上海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时时感受着项目中方领导和国内上上下下燃烧的雄心和事业激情，就下定决心要回国发展。当然此后继续以中国律师的身份经历了环球影城和迪士尼项目前后逾十年的起起伏伏，终成正果，自是后话。

在中伦所奋斗的岁月

回国主意既定，2003年4月，应张学兵和乔文骏律师的诚意相邀，我回沪加盟中伦所，开始了中国律师的执业生涯。我的主要业务领域从宝维斯开始就一直专注于创新的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投资以及跨境并购，并自然延展到资本市场业务：从股权基金的角度，这涵盖了投资、管理和退出三阶段，并涉及股权、债权和夹层融资等各种形态；从创业公司的角度，则覆盖初创、成长、扩张、上市、并购和上市后股权债权再融资各层面，贯通中国境内、境外和跨境法律服务，从而构成了专业化很强的但是完整的业务链。

回国伊始，中国私募股权市场方兴未艾，主要还是风险资本通过旨在境外上市的红筹架构进行投资，我结合在境外执业积累的经验，是最早参考硅谷模式、独立创新提供全面的私募股权投资法律服务的中国律师之一。此后，私募基金开始蔚然成风，成长型基金更是切合中国的实际异军突起。同时，《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的颁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先红筹模式的运作，而A股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亦打开了国内上市退出之门。近年来，境内人民币基金更是来势汹涌，并购型基金也提前登上历史舞台。这些法规和市场的快速变化要求我们律师能够在中国法律和实务的环境下，结合私募基金国际业界的惯例，创造性地开拓出新的业务实践，从而一直保持在这些领域的最前沿。

私募基金对投资方向的敏锐使得其触角引向国民经济中最有效率或潜力的部门，这往往要求律师能够提前一步，掌握和了解这些行业的法规框架、业务模型和发展趋势。这些年来，我的业务跨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主要行业，包括电信、传媒和娱乐，教育、医疗保健和其他现代服务业，零售、物流和商业领域，以及新能源、高新技术、消费品和现代农业等等。尤其是在电信传媒和信息技术领域，过去的十几年中，我有幸全程参与了中国互联网和新经济行业的发展，见证了监管和市场力量博弈中共同发展的风风雨雨，而客户中的腾讯控股和京东集团均跻身世界十强。这些年来，我的执业紧紧围绕着中国向创新型经济的转型，推动民族企业从小到大并走向世界，汇聚了中国经济升级换代、转型创新的最新经验。

2003年加盟中伦所之时，正值非典肆虐，中伦所当时的基石业务又与我的领域并无太大的关联性，有种单枪匹马的感觉，但中伦所的制度和氛围给每位合伙人提供了良好的创业环境。这些年来，我代表了众多国际知名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中国企业，也代表了许多中国新兴企业通过公募和私募的资本市场，融资并逐步发展壮大。我很荣幸自2005年起连续被众多国际权威机构评选为私募基金、收购兼并、资本市场和电信传媒多个领域的中国最顶级律师，其中国际最具权威性的《钱伯斯》将我列为中国区三项第一级别律师；今年更是特别荣幸地当选为“东方大律师”，得到了上海司法系统的官方认可。同时，随着合伙人队伍的不断壮大，中伦所在这些领域整体上也是持续占有国内乃至全球的领先地位。

助力里程碑项目

我执业以来累计负责和经办了上千个项目，涉及交易金额数千亿元。这些项目交易金额和社会影响力有大有小，但都是帮助中国各行各业的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壮大。创新型企业不只包括发明创造，也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经营管理的创新、产品服务的创新、工艺流程的创新等等。这些企业有的发展为世界级的大公司，有的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头羊。即便有一些表现平平，但是这些企业的成功和失败，都为中国经济转型做出了前赴后继的贡献。当然，对交易律师来说，能够参与里程碑式的项目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则是体现价值的直接表现。这些项目往往结构复杂，参与方多，涉及的点和面广，需要律师不仅做好法律专业工作，还要从宏观层面、关键时点上予以把握和协调。在我负责的项目中，至少有数十个在国内外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其中不乏国际上的年度最佳项目。除了前述的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以下再略举数例。

如前所述，“互联网+”始终是我业务上的一个重要标签。早在2004年5月，我们代表腾讯控股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主板上市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并代表腾讯完成了上市后的第一项收购，即收购后来的微信团队。十年之后，我们又代表京东集团实现了在美国纳斯达克的上市，合计募集资金超过33.6亿美元，这是中概股公司当时在美国资本市场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在京东上市的过程中，我们同时帮助京东完成了与腾讯的电商战略合作，这个项目被认为改变了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格局。我们还代表祥峰牵头投资91无线，并参与了百度19亿美元收购91无线，其是迄今为止中国互联网行业最大的现金并购项目。此外，我们代表迅雷网络和凤凰新媒体等各种类别的互联网公司完成了私募融资和在美国公开上市，包括小米系对迅雷3亿美元的上市前投资。

私募股权基金以杠杆融资的方式收购上市公司并将其私有化，一向是国际投资业务“皇冠上的明珠”，而2013年完成的分众传媒37亿美元从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退市则是中概股有史以来最大的杠杆收购和私有化项目，我们代表了方源资本和凯雷投资牵头的私募股权发起人，在项目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类似的项目还有黑石集团牵头发起的文思海辉纳斯达克私有化和摩根士丹利牵头发起的诺亚舟教育美国纽交所私有化等。此外，我们还代表美国国际集团私募投资重庆力帆集团并最终实现力帆集团在上交所A股上市，这个项目是境外基金直接投资境内企业的风向标；以及代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对人保集团的人民币100亿元的投资，而这个交易亦是人民币基金国家队的标杆性项目。

中伦所的崛起之道

当年加盟中伦所时，中伦所是以房地产、日资直接投资和诉讼业务为主的中型国内所。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中伦所已经迅速成长为中国规模最大且合伙人创收水平最高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之一。目前中伦所已在全球设有十二个办公室，共有合伙人220余位、全员逾1300名，在二十几个业务领域中处于国内乃至全球的领先地位，并多次被《钱伯斯》等权威国际机构评选为最佳中国律师事务所。中伦上海所近年来更是发展迅速，在国际型、新经济和高精尖的众多业务领域有很强的专业特长，多次获得市司法局和律师协会的荣誉表彰并蝉联“上海市十佳律师事务所”称号，在上海业界属于既大又强的典范。中伦所的发展是中国律师行业从小到大、由弱至强发展的一个缩影，我很荣幸能够积极参与并塑造整个过程：我自2004年即开始参与中伦上海所的管理，2007年起当选总所管委会委员至今，2010年起又兼任上海所的主任。

回顾这些年的历程，首先，专业化分工和合作是律所发展核心竞争力。我在中伦所管委会中分管业务发展和市场开拓，统筹各业务部门，重点抓的就是“专业化分工”，以求改变律师执业“广而浅”的弊端。为了实现专业化分工，就需要对合伙人的执业范围进行限制，也就需要理顺分配体制、业务合作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制度。这种制度建设不能简单照抄国内外同行的经验，需要根据事务所自身的特点，结合中国市场的实际找到最适合本所的制度，尤其是制定规则后需要严格执行。任何变革都是个痛苦的过程，但只有这样中国律所才能摆脱原始状态的“个体户联合”，而真正形成内外一个整体的平台。

其次，中国律所的发展要坚持“本土优势”和“国际化”相结合。中国法律服务业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腾飞是密不可分的，牢牢抓住中国的本土优势，为中国经济服务，是中国律所发展的关键。同时，置身于全球化的背景，借鉴国际上成熟的管理体制和业务专长是后发者超常规发展的必经之路。就中伦所的个案而言，从创始合伙人开始，中伦就逐步形成了包容和多元化的企业文化、以及勇于创业和把握命运的拼搏精神。因此，中伦能够吸引到众多志同道合的律师汇聚一起，形成大的平台，并通过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建设，使得这个平台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结  语

我们这一代中国律师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国家的伟大变革时代。我们将无愧于这个时代，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建设贡献力量。对于非讼的交易律师，很多时候这种努力和贡献是隐藏在光环和荣耀背后的，但是通过我们的工作，中国的民族品牌和企业不但融入到了全球化大潮的发展中，更促进了中国市场经济、创新转型和法治社会的发展，而中国律师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这就是中国梦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