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敏）二十年律师风雨路

日期：2009-05-04     作者：赵忠敏

      今年是上海律师制度恢复三十周年。三十年来,上海律师制度不断改革、完善，上海律师事业蓬勃发展，上海律师已成为上海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和法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上海律师制度的恢复与发展，是中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和缩影，也见证、参与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风雨历程和发展成就。
     身为上海郊区的农村青少年，由于适逢邓小平先生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好年代，中国确立“依法治国”方略，恢复、发展律师制度，我才得以跳出农门，接受专业教育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启蒙，才得以自主选择律师职业，如愿以偿成为一名职业律师，执业至今已二十余年。回首我以往的职业选择与发展之路，感慨良多，历历在目。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确立了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82年9月，我考入上海市农业学校。当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启蒙期，全国各地涌现出了第一批改革先锋人物（如步鑫生、马胜利等），而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则在思想、经济和政治领域推介了大量西方著作，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来自美国的《第三次浪潮》和《大趋势》，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社会进步。
      在农校学习期间，我是一个好学、爱读书的青年，深受时势影响，不满现状，很想另创一番事业天地。当时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化学家温元凯先生于1984年发表的专著《中国的大趋势》。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年社会影响巨大，被评为全国最畅销书第二位。我认真、反复地学习上述《中国的大趋势》及相关书籍，深受教育和启发，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腾飞，必须改革开放、健全法治、更新观念与制度。从那时起，我陆续购置了大量高等院校法学教材及学术著作，走上了自学法律之路。
      根据邓小平先生“就高等教育来说”“两条腿走路”的英明指示，中国自1982年起创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以弥补“文革”造成的人才奇缺及全日制高等教育的不足。1986年7月我农校毕业留校任教后，又随后参加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修科自学考试，并于1987年12月通过全部课程的考试，取得了国家认可的法学大专毕业文凭。
      也许命运眷顾，或许机缘巧合，应验了“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那句老话，我的勤奋自学、来之不易的法学大专学历，又赶上了好时候。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随后1988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考选拔政法干部，其中学历条件是，报考公、检、法的，须具备高中以上学历，报考司法局（包括律师、公证员）的，须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刚刚取得尚不足一个月的法学大专文凭，好似及时雨,又使我具备了报考律师的条件。
      那时，我对律师职业非常神往，能成为一名律师是我不敢言表的奢求。那时，也不允许人才自由流动，教师、律师都属于“国家干部”性质，人事调动均须经县级以上人事部门批准。经元旦期间多方协调，我于1988年1月终于获得学校领导同意，报名参加上海市政法干部选拔考试，并取得了优异成绩。
      1988年4月，我顺利调入上海市松江县司法局，在松江县律师事务所专职从事律师工作，同年5月起开始出席庄严的法庭，同年10月参加并以优秀成绩通过全国律师资格统考，取得律师资格。从此，我踏上了律师职业之路，至今已二十余年。
我从事律师工作之初，律师事务所属于国有、半官方性质，按照行政事业性单位管理，律师人数及业务也较少,办公条件也较为简陋,律师工作积极性远不如现在,待遇多按资历不按能力确定。不少当事人对律师工作极为重视配合，也可能对律师性质不甚了解，例如收到律师催款函，经常自行付款或很快回函确认付款事宜，不像现在的当事人对律师函大多不予配合处理。
     当时，法律适用也充满行政、计划经济的色彩。在民事诉讼中，因超越经营范围、未经主管部门批准、违反定价规定等当事人之外的原因，很多商务合同被法院确认无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远未确立。记得在为一起盗窃案辩护时，我对被盗打火机的价值提出异议，理由是涉案打火机的进销差价幅度超比例、销售价格违规，结果法院采纳我“就低不就高”的辩护意见，涉案价值从“数额巨大”降为“数额较大”，极大减轻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随着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市场化、所有制改革，我的律师业务也从传统的民事诉讼、刑事辩护，逐渐扩展到投资、税务、公司法、劳资关系、建筑与房地产等专业及非诉讼领域。自1994年以来，我长期担任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奉贤现代农业园区、海湾旅游区等开发区的常年法律顾问，为开发区及落户企业提供了富有实效的法律服务，还先后考察了苏州、杭州、高邮、萍乡等地开发区，对各地、各级、各类开发区的管理服务及招商引资进行比较研究，并积累了丰富经验。
      为了进一步适应律师事业发展及法律服务新需求，律师事务所的体制创新日益迫切。1994年6月，我作为发起合作人，参与创办了奉贤区第一家“合作制”（集体性质）上海市九鼎律师事务所。1999年4月，我又发起创办奉贤区第一家“合伙制”（私营性质）上海市昆仑律师事务所，并担任主任至今。律师事务所的全面改制发展，极大激发了上海律师业的活力和创造性，我所也不例外。
      我所成立十年以来，狠抓律师队伍建设，不断拓展律师业务领域，积极创建学习型组织，不断提高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同时，坚持以服务客户为先，讲求法律服务的效果、效率和效益，律师事务所与律师共同发展为执业理念，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律师，并引进本届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倪正茂、原奉贤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区委党校副校长曹平生等资深律师。我所现有执业律师十七人、实习律师三人，成为上海市中等规模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多年来，我所执业律师人数、业务数量及完税保持在奉贤区律师行业的三分之一左右，受到业内外人士的广泛重视与好评。
1999年12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先生为我所题名，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文元先生、时任全国侨联副主席黄其兴先生、原上海市副市长、时任上海市政协主席谢丽娟女士分别为我所题词，勉励我所律师“维法尊严”、“兢兢业业、为民护法”、“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努力奋斗”。
      受到业内同仁的推举和社会各界朋友的支持，我已连续多年当选为第六、七、八次上海市律师代表大会代表，先后担任上海市律师协会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第八届理事会理事至今，现还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社会法制委员会委员、奉贤区工商联常委、奉贤区私营企业协会理事、奉贤区见义勇为资金理事会理事等职，先后被授予奉贤县十大杰出青年、奉贤县政法系统先进个人、奉贤区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等荣誉称号。
       人各有志。尽管我的律师职业之路尚不足称道，但回首以往，我深切感到，正是由于中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及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律师制度才得以恢复与发展，而身为农民子弟的我才有这份机遇，转身成为一名职业律师。我自当珍惜这份神圣的职业，认真履职，为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作出更大贡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