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以汉）为提高律师的声誉而呼吁——记本市律师制度的恢复之初的思想冲撞

日期：2009-06-17     作者：杨以汉

      我国的律师制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五十年代建立了社会主义律师制度，后来因“反右”运动（1959年）而停止律师执业。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九年四月，本市筹备恢复律师机构。一九八〇年三月，上海市律师协会，经中共上海市委同意和司法部批准，正式恢复建立，对外公开办公。由于受到“反右”和“文革”的影响，当时有些干部和群众，对刚恢复的律师制度，存在许多认识上的不足和误解。而有些法律专业毕业却从事其他职业的同志，要想回归律师队伍，也疑虑重重。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律师为犯罪案件当事人辩护，会主张犯罪气焰，对社会安定不利，应该取消律师辩护。
      我在五十年代学习法律，一九六零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具体分管法制教育和其他政策性的宣传教育工作。当时我了解到上面情况后，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写出一份“内部情况”的调查报告，供市委和市委宣传部领导参阅。主要内容为：当前社会上对律师职业的种种误解；恢复健全律师制度的重要性；要给律师的工作创造条件。
      不久，我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写成题为《要正确看待律师工作》的文章，刊登在《民主与法制》杂志一九八零年第四期上，笔名萧杨。同时连着刊登的还有上海市法学会和《民主与法制》编辑部举行的座谈会情况，座谈题为“尽快恢复和健全律师制度”。参加座谈会的有：市司法局局长鞠华和辛德立，市高级人民法院领导韩述之、梁瑞麟、李海庆，市人民检察院分院领导王树泉、张俊义、著名律师和市律师协会的韩学章、李树棠、王容海、何济翔、戴汉民、卓启明、赵珪、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黄道、武彪、汪纲翔，华东政法学院孔令望、程树，市法学学会高呈祥，以及杨峰、刘文华等。座谈会讨论的内容主要是：恢复律师制度是健全法制的一项重要措施；恢复和发展律师工作必须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恢复和健全律师制度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对律师工作不要求全责备。
      在我的《要正确看待律师工作》的文章中，引用了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要增加大批……法官、律师等”，又引用了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现在我们能担任司法工作的干部，包括法官、律师、审判官、检察官、专业警察，起码缺一百万，我看缺两百万。可以当律师的、当法官的，学过法律、懂得法律，而且执法公正、品德合格的专业干部很少”。在文章中我强调：“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培养、增加律师，要非常重视律师工作。”接着，我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对律师和律师制度的误解，比如：有人说，审判工作公检法机关都会搞好，辩护律师可有可无；有人说，律师辩护，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为罪犯说话；有人说，律师辩护，专门与公检法机关找岔子；有人说，我们要惩办犯罪，律师作有利于被告的辩护，就是错误的言论，就应批判等等，做了实事求是的指正、批评与引导。这些误解的看法，现在看来，好像可笑，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确是如此。故我对这些不妥的言论，做了剖析，指出其不当和错误所在，并作正面论述、正面引导，以有助于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有利于律师事业的发展。文章公开发表后，在社会上获得了较好的反响，并被有的报刊转载。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零年出版的《律师手册》一书收录了这篇文章。
      为了加强对我国律师制度重要性的宣传，我又写了文章《试论我国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作为上海市法学学会一九八零年的年会论文，并作社会宣传资料。其内容是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中对律师的性质、任务、职责和活动原则的规定，指出当时社会上有少数人说“律师是专门找岔子的，妨害检察审判工作；律师是站在敌人和被告的立场上，为犯罪说话”等，认为“这些言论的出现是不奇怪的，因为我国的律师制度长期受法律虚无主义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们有些干部和群众，对实行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还缺乏应有的认识，这是我们要充分论述和宣传的”。在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我用较多的文字详细说明了：律师制度促进了我国的法制建设；律师制度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律师制度帮助调整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和关系；律师在工作中大力宣传了社会主义法制。
我国的律师行业，在一九八零年以后的三、四年中，人数逐步增加，服务质量越来越好，影响越来越大，人们的赞扬声越来越多，获得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和好评，律师行业开始欣欣向荣。
      律师的崇高职业和律师的献身精神，一直吸引着我。于是我在一九八四年八月，归队政法界，并在一九八五年二月取得律师资格证书和；律师工作证。从此以后，我学习法律、宣传法律、研究法律，用法律服务于国家和民众，成了我的本业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