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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法律维权之路 谁是谁非让法律来说话
日期：2007-08-29 作者：人民日报 阅读：1,753次
张召良，浙江奉化市长汀村村民。2004年因质疑家乡征地批复，他先后状告市国土局、市政府，并提请浙江省政府行政复议；遭拒绝后，又将省政府告上法庭。最终，浙江省高级法院判其胜诉。多家媒体相继对其报道，称其为“我国第一个告赢省政府的失地农民”。面对失地补偿纠纷，他为何选择法律？
张召良：有法官坐在中间，我是原告，你是被告，大家都要在这儿把理由讲清楚。
身处诉讼，一个农民如何保持理智、平和心态？
张召良：袁律师早就叮嘱我，把打官司当成一个解决纠纷的方法，不论谁对谁错，听法律的话，就不会死吊在上面，拔不出来。
打官司输了三年赢了一次，他有哪些感悟？
张召良：这份告赢省政府的判决书我会一直保留……
有人说他出名了，是奉化的怪才。他怎样看待这段告状生涯？
张召良：对没道理的事，我不愿屈服。
走法律维权之路
2003年年底，张召良和2000多名长汀村村民，陆续接到村委会通知：村里一共2760亩(合184公顷)土地都被征用，村民须尽快领取补偿。张召良盘算着，自己11亩半葡萄地能获得青苗费等20多万元补偿，可以“放弃农活去办模具厂”。但是村里认为他地里葡萄长势不好，青苗费只给18余万元。“补偿就这样，要么领，要么不领。”村干部一句话打发了他，张召良原本想和村里商量商量的大门一下被关死了。
接下来的3年，他执著地走上了法律维权之路。
记者：你去诉讼，就因为这句话吗？
张召良：觉得拿这3万多块钱刁难我，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是为争一口气。假如我不打这个官司，村里这样不依法地拆下去，农民们损失更大，大部分房产都保不住。
记者：为什么选择告状，不是上访？
张召良：我也上访过，上访会变成“兜圈子”。只有到法庭上，走法律途径解决，才能更快更有效。
记者：上访和诉讼还有什么不一样？
张召良：诉讼你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是依法办事。而上访会拖延时间，容易激化矛盾，很容易变成违法的事。
我们最初告国土局时，在答辩状里面国土局要拿出证据，说土地是奉化市政府统一批准的，而这个证据本身就与国家的相关法律政策不符合，我们从法庭出来就拿着国土局的“违法证据”告市长。市政府答辩状里拿出的证据，又有新的违法证据，一直到省政府拿出那个征地批文，我们认为这个批文是违反国家法律的，拿着这个批文，又把省政府推上了被告席。这样一级一级，越打官司，被告拿出来的证据漏洞越多，越证明他们确实存在不依法行政。 关键是政府能依法办事
2004年7月，长汀村又张贴出拆迁公告，宣布宁波洛兹置业有限公司取得该村地块开发权，该公司先期投资1亿多元，将征地范围内的村民住房全部推倒，重建新房。村民必须按时搬迁，否则断水断电，强行拆迁。
征用土地一亩补偿3万元，而这些土地转让的价格至少每亩30万元。村委会以欠条形式作为补偿凭证，要求村民凭证换取新房。
“补偿费过低，还打白条，”这让张召良等12名村民决定打官司，他们找到袁裕来，交付了2万元律师费，将奉化市国土资源局告上法庭，理由是“《拆迁公告》违法，《拆迁许可证》无合法批文。”庭审中，被告出具浙江省政府同意划拨该地块的批复。张召良败诉。
这些农民继续向浙江省政府提请对该村土地征用批复进行复议，遭到省政府拒绝后，他们把省政府告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这一次，农民们又败诉了。他们开始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就在浙江省高院宣判前的半个月，浙江省政府受理了这12名村民的申请，宣布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国家土地管理法》，予以撤销，涉及1000多户村民的撤村建居工程被省政府叫停。
2006年4月14日，省高院判决张召良等人胜诉，认定长汀村涉案土地尚未办理合法的土地转登手续，与12名村民尚存利害关系，所以省政府不受理村民申请属于违法行为。至此，张召良等村民历时3年的上诉终于有了结果。
袁裕来说：“浙江省高院的法官，在此案中体现的职业道德和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在我们业内有很好反响。”
记者：听说你还在家安置了个法律书橱？
张召良：行政诉讼法、土地管理法、拆迁方面相关的法律书我买了70多本，有的地方看过好几遍，要紧的地方还把它画出来，做了记号。
记者：告状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张召良：政府部门如果能在前期和村民多沟通、多交流，事情解决在萌芽状态，该有多好!打了3年官司，我对政府的态度有了新认识，越到上面，越依法办事。现在这样一告，老百姓要花诉讼费用，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政府官员为了应对诉讼，也要花人力、财力；法院要准备、要审理，这些都是花纳税人的钱。
记者：打赢官司最关键的是什么？
张召良：跟律师的指导、我自学法律都有关系。最关键的是，省政府能依法办事，省高院能依法判决。
把所有事情纳入法律轨道
张召良10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把他们兄妹6人拉扯大，“那时一家人都穿破衣服”，生活艰难可想而知。因为家穷，读高中时张召良曾面临辍学危机，“是老师、政府部门的干部为我们家捐款捐物才维持高中毕业”，回村务农后，张召良还当上了村民组长。
“张召良除了法律知识不如我，在人生精神追求上他不比我少。”在袁律师印象里，这个农民有些知识分子味道，对自己的人格尊严、利益维护都很自觉，“做事投入，思路清晰”。
对打官司的成本，袁律师提出，目前生病了变成医学专家，有纠纷了变成法律专家，这都要付出很高的生活成本。遇到纠纷把案件交托律师，自己忙自己的事，把精力用在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上才是社会发展方向。“当初我对土地管理法相关法律、政策并不懂，自己种地，就是一门心思怎么把地种好，让收成好。”张召良回忆。
记者：有网友评价你是现代化的农民，甚至有网友撰文称赞你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即兴言谈不逊于一个知识分子。
张召良：现代化是说我用法律维权吧。
记者：也有人在网上发表看法，认为你是刁民，给村子改造拖了后腿。
张召良：政府在我读不起书时帮我家渡过难关，我心里感激政府，感激社会。诉讼并不是跟社会闹对立，而是依法维权。现在老百姓都看到这个旧城改造真正的内幕是违法的，也不会骂我，许多村民房子被保住了都感激我。
记者：法律带给你什么？
张召良：打官司把所有的事情纳入法律轨道，不论谁是谁非让法律来说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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