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律师公会一百年 律师百年：匡扶正义、建立法治

信息来源：新闻晨报　 时间：2012-12-16　 作者：言莹 倪冬

   

□韩学章旧照
受访者供图

□傅玄杰

□朱洪超

肖允 本版图片（除注明外）

□黄荣楠

□复兴中路301号三楼设有专门的展示馆

□一名参观者走过上海律师公会展示馆展示的一件律师袍

晨报记者 言莹 倪冬

   2012年12月8日，南昌路科学会堂，上海律师公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在这里举行1912年12月8日，上海律师公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律师同业组织。

82岁的傅玄杰、53岁朱洪超、39岁的黄荣楠，分别代表老、中、青三代律师发言。有意思的是，朱洪超曾是傅玄杰最希望留下来做公办第一律师事务所的接班人，而黄荣楠曾是傅玄杰律师事务所最年轻的合伙人。

同一个讲台，老中青三代律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与前辈律师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82岁的傅玄杰说，“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大律师，影响了他一生，使他成为了一名法律 http://law.hexun.com/人；朱洪超很幸运地，曾得到上海市律师协会首任传奇女会长韩学章的亲自教诲。诚如他所言，“律师的传统，就这样经由每一名律师，代代流传”。

韩学章：传奇首任女会长

2012年12月7日，在上海律师公会即将迎来100周年之际，顾韩君仍在整理母亲韩学章的照片。解放前，韩学章曾任上海律师公会最后一届常务理事。改革开放后，她成为上海市律师协会首任会长，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女会长。巧合的是，上海律师公会百年，刚好也是韩学章百年诞辰。“我妈妈从小胆子就大，在学校里喜欢打抱不平，性格热情直率。”顾韩君曾听母亲说，她之所以选择学法律，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法律途径来改变妇女的地位。

1934年，韩学章考入上海法政学院攻读法律。

1938年，韩学章大学毕业，与留洋法学博士顾维熊相识相恋，婚后两人挂牌执业当律师，同时成为上海律师公会会员。顾韩君至今仍记得小时候曾在家里见过上海律师公会的会员徽章，父母作为律师执业的铭牌，以及律师袍。

1941年，太平洋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1099.shtml(601099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1099.shtml,股吧 http://guba.hexun.com/601099,guba.html)战争爆发，日伪当局要求开业律师一概必须登记。韩学章夫妇不甘心当“汉奸律师”，当即摘下律师牌子，这让家里一下子拮据起来。顾韩君曾听母亲讲起过这段断了生计的经历：“我是1943年出生的，当时妈妈在医院生我，因为没钱，一度出不了院。”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韩学章才恢复律师职务。1945年，她被选为上海律师公会最后一届常务理事。

在解放前，韩学章曾办过两件以知名女性为当事人的案件。

韩学章曾为梁实秋的第二任夫人韩菁菁担任法律顾问。1946年，上海举办了一场评选“上海小姐”的选美活动，韩菁菁和文艺界的言慧珠、周璇等佳丽也参加了此次活动，韩菁菁被地痞流氓盯上，受到硝镪水泼面的威胁，在此危难时刻，韩学章为了造成舆论对地痞流氓的压力，公开登报指责此等无赖的行径。

第二件维权事件是以律师名义登报公开越剧名旦筱丹桂之死真相。筱丹桂幼时为童养媳，13岁入科班学戏，擅演花旦。生活中，她委身于戏霸张春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7033.shtml帆作妾。1947年夏天，因参加“十姐妹”联合义演的进步剧目《山河恋》，一天筱丹桂与导演冷山切磋演技回家较晚，张春帆对她又打又骂，肆意凌辱。27岁的筱丹桂不堪折磨，喝下来沙尔药水自杀，留下了“做人难，难做人，死了”的八字遗言。

筱丹桂的死激起了越剧姐妹的愤怒。经韩学章的咨询和指点，姐妹们向报界澄清真相。随后，韩学章以律师名义登报公开筱丹桂致死真相，并帮助冷山逃出了上海。

解放后，韩学章历任上海市法院南区分庭庭长，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婚姻庭庭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庭庭长等职务。

1978年，宪法恢复了刑事辩护制度。

1979年，上海市律师协会恢复建立，韩学章当选第一届律协会长。

1980年，组织上指派韩学章为“四人帮”辩护。文革期间，韩学章一家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让她来做辩护律师，她在感情上有点难以接受，但想到自己是一名律师，还是义无返顾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傅玄杰：归队的老头老太之一

1982年，作为律协的元老之一，王文正上任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要把律师们找回来”，领导给了他一份666人的寻访名单，都是曾经从事过法律工作，或者曾经从事过法律研究的同志。

但大多数人拒绝了邀请，“一是对"十年浩劫"印象过深，不敢放手做事了；另一个则是年纪大了，业务生疏了，自己也没有信心能够重拾”。

王文正跑了近半年，只带回了二十几名成员。但就是这二十几个人，见证了一个时代。

居同匮，美国 http://news.hexun.com/usa/index.html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法学博士，回归前在静安区延中街道生产组当了19年木工。从1980年到1985年，包括大众 http://data.auto.hexun.com/logo_21/汽车在内的众多中外合资项目，大多是在他手中谈成的。

李国机，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曾是新中国第一代律师，反右中被下放农村，先是养猪，再到造纸厂当工人。归队后的第一件案子，是为一名冒充知青的逃犯辩护，庭审录像传到海外，外媒用了一个直截了当却又醒目夺人的标题：“中国有律师了”。

郑传本，报童出身，1980年加入律师队伍时已经47岁。作为上海知名度最高的律师之一，他一夜成名的“平台”，便是1987年底蒋佩玲窝赃包庇案法庭辩论的电视实况转播。蒋佩玲因当时轰动上海的全国首起持枪抢劫银行案而涉嫌包庇罪，郑传本在法庭上精彩的辩护，在上海市民中赢得了很好的反响。最终，蒋佩玲也获得从轻处理。

傅玄杰，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上世纪80年代，上海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神探亨特》、《鹰冠庄园》等美国电视剧，每集电视剧播放前，都会播放一行字幕“上海电视台法律顾问傅玄杰律师郑重声明”，一连播了好几年。

在这批最早归队的20几名律师中，82岁的傅玄杰是为数不多至今仍坚持执业的律师。

他依然保持着最初做律师时的习惯：西装笔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语调不缓不急，甚至连作息时间都没有改变每天还是要到晚上12点才睡觉。傅玄杰喜欢静，在嘈杂的环境中很难进入工作状态，案头工作因此放在了每天的晚饭后，“从晚上7点半一直到12点，这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30多年一直雷打不动。

“1980年，我归队时，司法局设了第一、第二两个法律顾问处，就是后来的"一所"和"二所"，都是老头老太，没有一个青年律师，我50岁还算年轻的。”傅玄杰归队后，被安排在第一法律顾问处 （1984年改名“第一律师事务所”，简称“一所”）当主任。

“一开始，条件很艰苦，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我们拎着包到处流浪，今天在这儿开会，明天在那儿商讨，场地都是东借西借的。”傅玄杰说，律师们一开始只做刑案，因为“当时老百姓手里没钱，民事诉讼很少”。

1983年左右，傅玄杰敏锐地意识到，只做刑事、民事案子以后肯定不行，于是他最早成立了经济法律事务部。后来，“一所”在南京东路的永安百货借了一间办公室，挂出了一块“上海市第一律师事务所经济法律事务部”的牌子，由傅玄杰亲自挂帅，而当时法院甚至还没有设经济庭。

经济法律事务部究竟能干什么？不少人当时很疑惑。

“处理经济纠纷，现在还是厂长、局长等父母官说了算，今后肯定不是了，得靠是经济规律说了算。”傅玄杰的解释没过多久，就变成了现实。

3年过后，一度没人愿意来的经济法律事务部成了“一所”人最多的的部门。傅玄杰说，如今，上海1.5万律师中，70%—80%都是在从事经济法律事务。

1980年代，在带领“一所”发展的同时，傅玄杰参与了《神探亨特》等国外电视剧的引入工作。当时的谈判很艰难，美国人认为，片子进入上海，就是进入了全中国许许多多的城市，因此开价比其他国家高了近10倍，每集要价20万美元。

说白了，美国人怕的是盗版，怕得是知识产权受到侵害。

“既然你们怕盗版，那我们就一项项谈……”傅玄杰说，谈到后来就有了“上海电视台法律顾问傅玄杰律师郑重声明”。

《神探亨特》、《鹰冠庄园》等一批电视剧成功引进后，傅玄杰的名字也随着这些电视剧走进了千家万户：“那时候，电视机很少，大部分放在里弄（居委会），一到晚上就有很多人围着看电视，小孩子看到屏幕上的声明，经常会一字一顿地大声朗读，上-海-电-视-台……。”

后来，美国人担心的事的确发生了，傅玄杰同50多个地方电视台打过官司。

“那时法制观念淡薄，外地电视台侵权了还振振有词说，你们上海人能看，我们为啥就不能看？他们不知侵权的后果，不是一场官司就能解决的，要紧的是影响了中美文化的交流，要吓退人家做生意的。没有法律保障，人家还怎么敢再交流？”

朱洪超：民选的律协会长

“上海律师靠老头老太打天下”的现状，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有了改观。1978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法律系毕业的科班大学生，成了律师事务所的新鲜血液。

傅玄杰至今还记得1983年，24岁的朱洪超入行时的样子“瘦瘦、高高的，有朝气，也有能力”。

这一年，包括朱洪超在内，从大学法律系毕业加入律师行业的科班毕业生，一共有10个人。

朱洪超的执业起点，是公认最能锻炼人的刑事诉讼。他进所不久，当年的“严打”开始了，案子成倍增加，朱洪超承办了上百起案件，其中一起被媒体称为“上海建国以来最大的走私集团案”，令他初露峥嵘。

起诉书指控，船长赵某是“走私集团的首要分子，走私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领域犯罪的决定》。如果按这个决定，赵某可被处死刑。

然而，朱洪超调查后发现，此轮有走私行为系船员个人所为，非法所得也归个人，并无共谋；而且赵某夹带的走私物大都是家用电器，主要供自己使用，并非以营利为目的；既然不是集团走私，就不能走私款累计相加，也就够不上走私数额特别巨大。

然而，当朱洪超提出了自己的辩护意见时，一开始却引起了同事们的担心，原因是“严打”时期作这样的辩护风险太大。但，初出茅庐的朱洪超坚持己见，最终得到了律所的支持。最终，法庭采纳了他的辩护意见，对赵某免于刑事处分。

参加工作第一年，朱洪超打的这起官司，就被作为范例收入了《上海辩护案例选》。

傅玄杰说，朱洪超成长得很快，他当时曾希望他能做自己的接班人，当"一所"的主任，但朱洪超很快就被司法局调去联合律师事务所当副主任了。

1980年代初，律师事务所还都是公办的，联合律师事务所是上海律师事务所中最大的一个，以兼职、特邀律师为主体，“那时候，房地局、外贸局、政法院校等等，下面都有律师，这些律师就成立了一个联合所”。

1986年，27岁的朱洪超走马上任，广招群贤陶武平、赵明、江宪、翟建、朱树英、徐晓青，这些如今大名鼎鼎的律师均是在那段时间，先后加入了联合所。

1988年5月28日，63岁的名律师李国机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以个人命名的律师事务所，在外滩的和平饭店揭牌，盛况空前。这种在制度上创新的合作制性质的律师事务所，成了中国律师制度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1994年，离开“一所”后，傅玄杰在64岁时，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综合性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他希望能创建一个精品所。

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快得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朱洪超广纳群贤没几年，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放人”：1991年，陶武平离开了联合所；1992年，朱树英离开；1996年，翟建离开；1997年，徐晓青离开……离开的都是各个领域的行家里手，都有各自的看家本领，他们离开是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专业化在律师行业的投射。

随着律师行业的快速发展，律师自治做会长的呼声越来越高。2001年9月23日，42岁的朱洪超迎来了一次特殊意义的选举。

这一天，在上海市第六届律师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上海律协第一位执业律师担任的会长。此前，律协会长一直由党政领导干部担任。

当时，上海律师的总人数已由1980年代初的几十个人发展到了近一万人，全市的律师几乎全部被发动起来进行投票推荐，然后再根据推荐结果确定理事候选人，从中确立常务理事，最后从中选举会长、副会长。

作为首任民选律协会长，朱洪超和第六届理事会制定了建立了“议、审、决、行、监”的治理结构，修改了律协章程，明确规定“律师协会会长不得连选连任”。

黄荣楠：时代不同了

2012年12月8日，南昌路科学会堂，上海律师公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在这里举行。

82岁的傅玄杰、53岁朱洪超、39岁的黄荣楠，分别代表老、中、青三代律师发言。有意思的是，朱洪超曾是傅玄杰最希望留下来做公办第一律师事务所的接班人，而黄荣楠曾是傅玄杰律师事务所最年轻的合伙人。

同一个讲台，老中青三代律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与前辈律师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傅玄杰说，他曾有幸在学生时代见到过“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大律师，这影响了他一生，使他成为了一名法律人。

朱洪超曾有幸得到韩学章的亲自教诲，他说“律师的传统，就这样经由每一名律师，代代流传”。

39岁的黄荣楠，即将踏入中年律师行列，他曾是全国大学生辩论赛冠军，全国律师辩论大赛冠军和“最佳辩手”。因为长期参加各种各样的电视谈话类节目、评论类节目，黄荣楠凭借着雄辩的口才和机智的反应，像电影明星一样，赢得了无数“粉丝”。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律师业已从1979年恢复初期的16名从业人员，发展到1150多家律师事务所，近15000名执业律师。

如今，82岁的傅玄杰仍会代理一些“大点的案件”。当法庭报出代理律师的名字时，他也曾听到庭上的法官窃窃私语，问哪个是傅玄杰？“不少人都是小时候听过我的名字，估计很多人都以为我早就在家晒太阳了，或者佝偻着腰，只是没想到我还在执业。”

因为早些年曾在大学里授过课，傅玄杰最怕在法庭上遇到“法官是自己的学生”。有一次开庭，傅玄杰到的比较早，一名曾听过他上课的法官看到他后，忙不迭跑过来，“喊了一声傅老师……”

这句“傅老师”，令他颇为为难。“万一被对方的当事人听到，心里会怎么想……”傅玄杰说，他现在特别注意避免这种情况，毕竟法官代表着公正、权威，而庭上只有律师，没有老师。据报道，上海目前仍有36位年过八旬的律师坚持执业。

黄荣楠说：“傅老师的年代，人们知道三大名律师；朱律师的时代，我们了解27个半（名律师，记者注：当时律师业内半开玩笑的一种统计说法）；而青年律师的当代，不再有人知道有多少位名律师，我们耳熟能详的是金杜、君合、国浩、锦天城等（律师事务所）。这是一个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新时代。我们有这个气度凝聚比自己更优秀的律师，在一个更公平、更有效的平台上一起奋斗。我们也有这个愿望把事务所做到上海最大、中国最好、世界最知名。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我们可以把律师作为一种职业，也可以把律师当成一种事业。但100年前律师公会的提出的"匡扶正义、建立法治"的誓言，依然回荡在每一位律师的心间，因为这是一百年来绵绵不绝的律师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