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出版

    日期：2010-04-14     作者：向隆万    阅读：8,805次

                       吹尽黄沙始见金

                                          ——编者的话

                                  向隆万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东条英机等七名日本甲级战犯送上历史绞刑架六十周年之后，在父亲诞辰118周年之际，《东京审判·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终于付梓。这是继2007年在上海福寿园耸立《正义之剑——东京审判》雕像后，又一件纪念东京审判的事件，当告慰父亲和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学先辈们。

      本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正义之剑篇”，内容与东京审判密切相关。

      首先是父亲在法庭上的十次讲话和辩词选录。1948年岁尾东京审判结束后，父亲和他的秘书高文彬先生曾海运两大箱庭审记录及有关文件回国述职，一箱送当时的南京政府，一箱赠东吴法学院，可惜由于历史原因，早已流失。2006年和2007年我和妻子蒋馥两度访问美国，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发现有全部庭审记录的印刷品、缩微胶卷以及千余张照片和百余卷纪录电影胶卷。限于人力物力，仅复制了其中的部分资料。包括父亲在法庭上的讲话和辩词选录，从 1946 年 5 月 14 日 的开场讲话，到 1946 年 4 月 16 日 代表国际检察处宣读对战犯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的最终诉词，涉及日本战犯阴谋策划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伪“满洲国”及汪精卫等傀儡政权的建立、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以及南京大屠杀等许多罪行，应该说在国内是首次发表。既是历史的真实纪录，也为专家学者们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第一手资料。根据高文彬教授和当年的翻译张培基教授的建议，发表英语原文，同时附中文译稿供读者参阅。

      其次是当年媒体对父亲和中国检察组活动的报导，复制自上海交大图书馆馆藏1946 － 48年的《申报》和《大公报》。相信这些报导会有助于读者了解东京审判的时代背景及中国代表团的艰苦工作。

   第二部分是“世纪人生篇”。主要内容是母亲周芳撰写的回忆录《良师爱侣忆明思》。这是父亲逝世后，八十高龄的母亲用旧日历的反面装订成册，断断续续化了两年时间，用朴实生动的文字，娟秀的笔迹，描述父亲这位世纪人物不平凡的一生，阐发二老毕生不渝的深情。其中许多故事逸闻，我们作子女的也是第一次知晓。

      这部分还选录了父亲晚年给母亲及亲友的信函和部分手迹。“报国有心，无能为力，殊感怅惘”，确实是他老人家晚年心态的写照。 

      本书的序言分别由高文彬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教授和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教授撰写。我国老中青三代法学权威欣然作序，使我深为感激。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上海市留学人员联合会会长严东生教授率先为本书题词，对父亲这批海归先辈表示崇高敬意。当年参加东京审判的三位前辈裘劭恒教授、张培基教授和高文彬教授都热情为本书题词。九十六高龄的裘先生不久前仙逝,他是在华东医院的病榻上欣然命笔的。为本书题词的还有：父亲三所母校的校院长，即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耶鲁大学校长列文(Richard C. Levin)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院长劳伦斯（Frederick M. Lawrence）教授；八所他曾经工作过的大学校院长，即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北京交通大学校长谈振辉教授、南京大学（前身之一为中央大学）校长陈骏教授、苏州大学（前身之一为东吴大学）党委书记王卓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为大夏大学）校长俞立中教授、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和法学院院长孙南申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前身之一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校长何勤华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谈敏教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也激情赋诗，讴歌法学先辈。

   本书的附录包括1983年父亲的谈话，1987年上海财经学院悼词，前述耶鲁大学校长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院长题词译文，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卡拉曼尼娅（Susan Karamanian）教授的短文，倪征燠先生晚年致父亲的短柬，堂兄向伦琛对父亲的点滴回忆。

   2002年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的王选女士，多次为我国受难者到东京法庭上诉，控诉当年日军“731部队”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王选曾到我家向父亲请教；在有关资料中，她还发现父亲在东京审判期间曾致力收集日军细菌战的罪证。她为本书撰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作为本书附录。

   2009年初夏经季卫东教授介绍，我和蒋馥于访问日本东京大学。除在“东京审判和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恳谈会上做报告外，还参观了一些场所。令人震惊和不解的是，靖国神社中关于侵略中国的图文，几乎照搬当年日本军方的宣传口径，完全否定东京审判的判决。我写了一篇观感进行初析。张培基先生认为是他所读到的第一篇有关该设施的报道，根据他的建议，也收入附录。

      本书中的照片多为国内首次发表。东京审判期间的照片除从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制外，高文彬先生、张培基先生、裘劭恒先生的夫人孙妙辛女士、倪征燠先生的女公子倪乃先女士、另一位中国检察官顾问鄂森先生的女公子鄂幼华女士，以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了珍贵的拷贝。关于父亲的生活照片多为母亲珍藏，哥哥向隆章和姐夫吴年宇也提供了一些父母亲晚年的照片。

   关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资料非常丰富，本书仅反映了一个侧面。应当说，国内对于东京审判的研究还很不够，第一手资料至今寥寥。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推动有关部门和有识之士，尽早比较完整地收集和复制有关资料，特别是中国检察组（除父亲外，还有秘书裘劭恒、刘子健、高文彬；顾问倪征燠、桂裕、吴学义、鄂森等法学前辈）在法庭的全部讲话、举证与辩论，这是深入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研究东京审判的历史并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今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乃至亚洲和世界和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书评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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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恩师向哲浚先生

  高文彬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结束60周年之后，恩师向哲浚先生诞辰119年之际，《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64年前，正是在东京审判开庭前夕，有幸认识了向先生。当时向先生作为十一个同盟国之一的中国检察官，受国际检察处的委托到中国招聘既懂法律又精通英语的人才担任英语翻译官。1945年7月我刚从东吴大学毕业，我的老师刘世芳教授推荐我去应聘。1946年4月的一天，我到华懋饭店（即现在的锦江饭店）参加测试。主考官就是向哲浚先生。向先生非常和蔼，一点没有官架子，完全是学者风度。他让我坐下，从《申报》中摘一段让我译成英文，又问我家庭和学校的情况，还递给我一杯咖啡。由于东吴法学院是中国唯一一所除了大陆法外还教授英美法的学校，比较有优势。几天后接到向先生电话，我被录用了。当时一共有五位翻译。除我之外，还有向先生的妻弟周锡卿，他是交大铁道管理毕业生，又到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张培基，圣约翰大学英语系毕业；刘继盛，刘世芳教授的侄子，毕业于重庆东吴法学院；郑鲁达，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和我同一届的同学。

       我们 5 月 10 日 左右从上海江湾机场乘军用运输机到达东京，立即着手把中文证言翻译成英文。东京审判按日本侵略事件的先后安排。日本侵华最早，从1928年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开始，直到“九一八事变”、建立溥仪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然后才是日军侵略香港、菲律宾，发动太平洋战争。所以从5月到10月，翻译担子很重，我们特别忙。10月之后，翻译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向先生留下我随他工作，接任已回国的裘劭恒先生和即将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深造的刘子健先生，当他的秘书，一直做到东京审判结束回国。

我的主要工作是签收庭审记录，每天一个美国下级军官会把庭审笔录送过来，每周五本。一般每个国家送一本，考虑到当时我们在东京的中国法官、检察官和工作人员大多曾在东吴法学院学习或任教，我就要求他们每天多给我一本，结束后可以作为珍贵资料送给我的母校留作纪念。两年多的庭审记录有几百本，很重。我将每若干本钉成一册，打印好日期，贴在书脊，共有两大木箱。当时的飞机太小，无法运载。1948年8月17日，我随向先生乘坐“美琪将军号”轮船从横滨到上海。向先生坐火车将一套送到南京司法行政部述职；我则将另一套送到上海昆山路东吴法学院。遗憾的是，由于时局巨变，这两套记录都遗失了！

       令人欣慰的是，本书首次在国内发表了向先生部分法庭申述和辩论的英文原文及中文译文。这些资料是向先生幼公子向隆万教授近年自费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等场所收集而来，非常珍贵。从中充分体现出向先生的凛然正气和精深的法学及英文造诣。正是向先生等法学家坚忍不拔的精神，让中国声音在审判中掷地有声，伸张了正义，维护了人类的尊严。这些资料中清楚揭示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策划和实行制造“九一八事变”、“芦沟桥事变”、拼凑“满洲国”傀儡政权、扶植汪伪政权、种植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制造南京大屠杀等种种罪行。对于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否定东京审判、为战犯翻案的图谋是有力的打击。

       在东京我的工作除登记笔录外，还要收送文件，安排检察官每天的日程等。我主要接触的就是向先生。向先生与一般的国民党官员不同，带着浓厚的书生气，对谁都客客气气；而工作中确极其认真负责。他从清华毕业，庚子赔款留美，在耶鲁大学学法律。他的英文很好，为中国做的检控开场白非常精彩，连美国人也称赞他。最近我看到向隆万教授从美国国家档案馆翻拍的录像片断，有向先生在法庭大义凛然又淡定从容的镜头，非常亲切。电影《东京审判》中扮演向先生的香港演员气质上很不像。如果编导和演员能先看到向先生的风采，表演会好得多。

       我也常常到法庭专设的“文件部（Document Section）”阅览室翻翻资料。有次我在一份《日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看到两个日本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用军刀“杀人比赛”的消息，一个杀了105人，一个杀了106人，还登了这两个野兽手握军刀的照片，我愤怒极了。当时南京军事法庭正在审判日本侵华乙级战犯，庭长石美瑜作过向先生讲习班的学生，和倪征燠先生曾同时在上海特区法院任推事，关系很好。当时我把这份材料印了三份，一份留在我们办公室，两份由倪先生寄给石美瑜。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在法庭百般抵赖，拒不认罪。石非常重视我们寄去的这份材料，确实是是有力的证据。他立即通过中国国防部公文直送盟军麦克阿瑟总司令部。盟军总部侦缉处经过几个月的侦查，终于将这两名已经退役回崎玉县，在家摆地摊的日军少尉缉拿归案，然后用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的定期飞机押到南京受审。最后这两名刽子手和谷寿夫一起，在南京雨花台被枪决，结束了可耻的生命。

       东京审判结束后，向先生、梅先生、倪先生都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委任的高官。向、倪二位回到上海，在东吴大学、大夏大学任教；还有一位杨寿林先生，是梅汝敖法官的秘书，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我回国后则在人民政府外事处第四科工作，处长是黄华同志。那时向先生五十多岁，倪先生四十多岁，杨先生三十多岁，而我只有二十多岁，成了忘年之交。我们四个人每两个礼拜聚餐一次。向先生还携全家参加我的婚礼。

       向先生可以说诲人不倦。他一生教过无数学生，即使在“十年动乱”的“文化革命”中，他还买了许多英文《毛主席语录》，主动教亲友、邻居甚至报童。在我和他的接触中，除了法学知识、道德人品外，如何学好英语也得到他传授的心得。他告诉我，平日身上准备一个小本子。看到好的英文句子就把它抄下来，不时温习，如能背下更好。久而久之，就融会贯通了。我按他的方法做了。确实受益匪浅。

      

 

   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何勤华

      《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编辑出版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在长达两年半的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梅汝璈和检察官向哲浚及其他十几位中国同事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殚精竭虑、艰苦努力，与其他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共同合作，终于将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犯下累累罪行、欠下无数血债的甲级战犯送上了绞刑架，为受到日本侵略者残害的中国以及亚太地区人民伸张了正义。
         东京审判期间，向哲浚运用娴熟的法律和外交手段，将当时东京法庭的首席检察官、美国检察官季南请到了中国，陪同其对日本侵略者于 1937 年 7 月 7 日 发动“卢沟桥事变”，以及同年底实施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了实地调查。这次调查不仅使季南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有了直接的感受，而且收集到了大量人证和物证，而这些证据对后来法庭审理上述两大事件以及相关战犯的定罪量刑起了巨大的作用。
       向哲浚通过组建精干的中国检察组，在广泛收集各个战犯的罪证方面获得了成功。1946年1月东京法庭筹备组建时，与美国等国拥有庞大的检察官阵容相比，中国方面的成员只有向哲浚及其助手裘劭恒两个人。尤其令向哲浚感到压力大的是，他去东京时只带去了一份中国政府认定的11个人的战犯名单。如无大量有说服力的确凿证据，对战犯的定罪量刑将是不可能的。
       中国检察官手头没有证据，加上在极其恶劣的抗战环境中，很难从事证据收集工作，尤其是日本宣布投降后，战犯销毁了各种证据。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在长达8年的抗战中，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是不证自明的，只需对其处罚就行了。然而，在国际法庭上，光宣布某人是“天下皆知”的战争元凶，因而判他死刑是不行的，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向哲浚往来穿梭于日本和中国之间。在他的感召下，倪征燠、吴学义、鄂森、桂裕、裘劭恒、刘子健、刘继盛、郑鲁达、高文彬以及周锡卿、张培基等法学专家、语言专家和热血青年都加入了中国检察组。在向哲浚的带领下，冒着酷暑，在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中，日复一日挥汗如雨地寻找战犯们犯罪的蛛丝马迹，夜以继日地翻译、摘抄、整理资料证据。经过7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收集到了足够证明各战犯犯罪的确凿证据。比如，向哲浚等从日本外务省密件中找出当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向外务大臣“打小报告”的长电，电文中反对日本派驻中国的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将溥仪放入木箱劫持到塘沽的计划。这一份长电，对证明土肥原挟持溥仪成立“伪满洲国”的罪行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向哲浚精心组织证人出庭作证和在法庭上盘问和反驳被告及其证人，为将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送上绞刑架奠定了基础。他通过组织“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庭作证，证明了土肥原贤二在策划“九一八事变”和建立“伪满洲国”过程中的一系列罪行；在对坂垣征四郎及其证人的盘问过程中，倪征燠充分利用了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的来往密电以及关东军的动员令等第一手证据，与坂垣征四郎在法庭上斗智斗勇整整3天，直至将其问到无话可说、低头认罪为止；通过收集到的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大量暴行证据，向哲浚将松井石根的“无罪抗辩”痛击至全线崩溃。

    1948年底，艰苦卓绝的东京审判结束后，向哲浚回绝了国民党政府让其去台湾出任大法官的任命，回到祖国大陆，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学、东吴大学担 任法学 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又先后在复旦大学法律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工作。 1987 年 8 月 31 日 逝世，终年96岁。
       1985年，笔者曾采访过 向哲浚 先生，他说的一段话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回响：“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无数次侵略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只有东京审判，才使中国人民真正得以扬眉吐气！”

       本书首次在国内发表向哲浚在法庭上的多次发言和举证，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东京审判这页历史虽然已经翻去了六十年，今天仍然引人瞩目。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邪恶、和平与战争的较量将是长期的。日本靖国神社至今供奉着东条英机等十三名甲级战犯的幽灵，否定东京审判正义性的言论时有可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强烈愤慨和警惕。因此，重温历史，让事实说话，教育人们提高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自觉性，是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任务。

       由于历史原因，国内有关东京审判的原始资料严重缺失，而向哲浚、梅汝璈、倪征燠等当事人多已谢世。本书不少文献和照片是近年由向哲浚的幼子向隆万教授从美国收集的，弥足珍贵。本书还发表了向哲浚夫人周芳女士生前撰写的回忆录，文笔清新朴实，让读者多方面了解这位法学泰斗的世纪人生。

       三位曾参加东京审判的法学前辈裘劭恒、张培基、高文彬欣然为本书题词；向哲浚三个母校（清华大学、耶鲁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现任校院长、向哲浚工作过的学校（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的现任校院长也热情题词，对向哲浚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东京审判前后，向哲浚一直在上海工作和生活。本书在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部分资助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在上海出版，应当说是上海法律界历史界出版界的重要事件，将为有关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发挥重要作用。

 

【何勤华简历】何勤华（1955--）上海人，1998年7月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8年和1993年4月至1994年两度赴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进修法制史；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9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9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教学名师”。他在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研究上建树颇丰，出版包括《中国法学史》、《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在内的专著五十余种。

 

 

                    彰显历史的公理

                          季卫东

 

从法律学的视角回顾二十世纪的中日关系，有两桩史实特别引人注目。其一，清朝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在１９０６年聘请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等日本学者来华讲学并协助法典编纂事业。其二，曾留学美国的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哲浚先生在１９４６年到东京就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起诉日本战犯。这样的沧桑巨变，只因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而引起，仅历时四十周年。不禁让人联想起东瀛中世纪战争小说《平家物语》卷首的那些警句：“祇园精舍钟声响，诉说世事本无常；……强梁霸道终覆灭，好似风中尘土扬”。

远东军事法庭对战犯的审判在１９４６年５月至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期间进行。向哲浚先生作为中国检察官的重要贡献是：主张把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以炸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作为起诉的始点，比发端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柳条湖铁路爆破事件的“满州事变”（当时还无法确证真相，所以主谋石原莞尔能逃避追诉）提前了三年多，比发端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件的中日战争提前了九年多，比发端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的奇袭珍珠港事件的美日开战提前了十三年多。这就使这次史无前例的对战争犯罪――特别是对２８名策划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的甲级战犯――的审判得以超越所谓“胜利者的制裁”的单纯实力逻辑，而具有更显著的“文明的制裁”的规范色彩和正当性。可以说，向先生的这一意见不仅扩大了正义实现的范围，而且还对日本右翼势力在战后鼓吹否定东京审判论调的翻案行径预设了最后防线，的确是高瞻远瞩的。

向哲浚先生的另一项贡献更具有法理意义，即要求在审理侵华问题时不仅把“杀人”作为诉因，而且把“残虐行为”也作为诉因。这就使得南京大屠杀事件不仅可以作为违反交战法的乙级战犯来问责，而且还可以从悖逆人道的丙级战犯加以制裁；更重要的是把广东、汉口等六个地区的残虐行为也都纳入了起诉的范围之内。由于追加诉因的提案得到其他亚洲国家的赞同并为法庭采纳，东京审判的诉因增加到５５项，并且对通过傀儡政权侵犯主权、贩毒政策进行了追究。这与纽伦堡审判的四项诉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却因此使得关于德国纳粹政权的“对人道的犯罪”的分析框架也适用于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并且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已故总理周恩来先生提出严格区分战犯与作为被害者的日本人民的外交政策奠定了规范性的基础。

东京审判作出的判决以及作为其衍生物的日本和平宪法是战后六十年来东亚国际秩序的根据，也是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日本政界有那么一股势力却始终在伺机翻案和颠覆历史。作为官方行为，撤退援护局复员科在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首次把乙级和丙级战犯的“祭神名票”送达靖国神社，并在当年４月６日悄然举行了公祭仪式。十年之后的１９６９年１月３１日，厚生省护援局与靖国神社就甲级战犯１２名的合祀也达成秘密协议，并在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７日暗地付诸施行。靖国神社为甲级战犯扬旙招魂的消息是在１９７９年４月被报刊披露的。也就是说，从东京审判到靖国神社供奉战犯，其间相隔不过十年；从对战犯的首次靖国神社参拜到现在，也只历时四十周年。

２００９年以来，和多变的气候一样，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神经也因遭到反复的拨动而警觉。不禁让人联想起《平家物语》卷首的另外一些诗句：“娑罗双树花失色，盛者转衰如沧桑。骄奢淫逸不长久，恰如春夜梦一场”。人们意识到，东京审判的故事似乎还没有终结。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一书付梓，很有些历史因缘，很有些象征意义。

该书的主编是向哲浚先生的哲嗣、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的荣退教授、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向隆万先生。他怀着对父亲的深情厚意、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2006年、2007年两度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访问并收集有关东京审判的文字、照片和纪录片资料，对各种细节和记述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推敲。因此不难想像，这肯定是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执笔人要从浩繁的史料中梳理出来的不仅仅是如烟往事，也不仅仅是被淹没、被遗忘的丰功伟绩，而且还有一套合法正义的命题群。正是这些规范性命题构成了战后的世界和平体制和亚洲新秩序的框架，就像数学公理体系那样严谨，就像函数方程式那样可以让我们通过历史变量推算出未来的趋势。

敝人长年留学日本，和向隆万教授同为“海归”，又是上海交通大学同事。虽然我对中日关系史、国际法以及东京审判缺乏深入的研究，但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能置身度外――这正是我在日本始终参加进步法律家和学者举办的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活动的理由；何况我对向哲浚、梅汝璈、倪征燠那一代学贯东西、德超荣辱的法律人非常景仰，于是不揣简陋、欣然命笔，隆重向法律、历史、国际关系等各界同仁推荐此书。

 

【季卫东简历】季卫东（1957--），江西南昌人。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93年获得日本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任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2008年9月就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兼任社会学国际协会法社会学研究委员会（RCSL）指定理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国际高等研究所（IIAS）研究员，以及日本法社会学会理事等职，并任专业期刊《法社会学》（意大利）学术编委、综合性思想期刊（《二十一世纪》（香港）执行编委。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社会学、比较法学、亚洲宪法、审判制度、法律职业。曾在日本、美国、荷兰、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地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作过学术报告。他发表《超近代的法》等专著5本，学术论文数十篇。他还是一位大众读物的作者，时常撰写通俗而隽永的小文章，发表对现实公共问题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