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今怀昔话前辈

日期：2012-12-06     作者：王海波

      在上海律师公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的眼前浮现出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等民盟前辈的身影。据我所知，沈钧儒1928年加入上海律师公会，史良和沙千里分别于1931、1932年加入上海律师公会，他们都曾担任上海律师公会常务理事，是律师界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士。1942年，由他们发起并领导的救国会加入了民盟。从此，民盟便有了三党三派之称。（“三党”是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三派”是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派和救国会）

回顾历史，爱国七君子是一个亮点。

81年前的“九·一八”让中国人为之扼腕，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等上海律师界的前辈拍桌而起，一场狂飙突起的救亡运动，席卷中华大地。

在陶行知先生的笔下，我们看到了那“老夫聊发少年狂”的“中国老头”；在彭子岗女士的笔下，我们看到了那个“穿着暗色旗袍”，在讲演台上、游行队伍中，让众人“欢呼与鼓掌”的史良；在后生晚辈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不考虑个人安危得失”的沙千里。

他们何尝不想用法律的武器，让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让人民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但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让他们捶胸顿足，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让他们忍无可忍。于是他们呐喊了。一个人不够，那就几个人喊；几个人不够，那就领着民众喊；上海的民众不够，那就领着全国的民众喊，终于喊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喊出了一个救国会。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悍然将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等7人（史称“爱国七君子”）逮捕入狱。我们的前辈大义凛然，坦然面对。于是在国民党的法庭上，我们听到了他们的精彩辩护———问：“抗日救国还是共产党的口号吗？”答：“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问：“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吗？”答：“假使共产党利用我们，我甘愿被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利用。”

就这样，在万众注目之下，救国会成为爱国主义的旗帜。1942年当这面旗帜融入民盟，民盟这个新成立的政党，便增添了新的光彩。从此，在爱国民主运动中，便多了一支熟悉法律的生力军，沈钧儒、史良、沙千里或在群众集会上慷慨陈辞，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檄文，成为民盟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斗争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至今，一些参加过当年学生运动的老人还记得，史良在1948年6月20日上海交通大学万人集会上的那个演讲：“诸位同学，你们是爱国者，爱国是无罪的。政府传讯你们是非法的。我查遍了世界各国的法典，行政官员是无权传讯公民的。吴国桢市长说要传讯你们，他首先犯了恐吓罪；他如果真的传讯你们，他就犯了渎职罪，所以，你们不是被告，你们是原告。诸位不要害怕，我愿意做你们的义务律师，如果抓你们坐牢，我和你们一起去坐牢。我们要为爱国和伸张正义而斗争！”

在民盟历史上有一个被称之为“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1947年11月，在国民党当局的压迫下，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沈钧儒秘密离沪赴港，于1948年1月，主持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沙千里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恢复民盟总部，放弃走中间道路的幻想，与中共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南京独裁政府，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中国而奋斗到底。如果说，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民盟是在惊涛骇浪中即将沉没的轮船，那么一届三中全会便是这艘轮船劈波斩浪起死回生的契机，而把握这一契机的掌舵人就是沈钧儒先生。

在缔造新中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等法律专家的作用。1949年4月，毛泽东请沈钧儒到双清别墅一叙。对于这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毛泽东给予了热情的款待。他亲自到门口迎接，并拉着沈钧儒的手，一直走到会客室，然后请他坐下，让工作人员上茶。相互寒暄了一番后，毛泽东说：“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为了和平，共同一起合作，和国民党召开了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签订了一年和平协议，后来被蒋介石撕毁了。现在，我们又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次政协会议与上次政协会议不同，是没有蒋介石参加的人民政协会议。我们现在就要做好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要起草一个各民主党派、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都能承认，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又都要共同遵守的共同纲领。我们要充分发挥民主，要把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开好。”回想起过去的日子，沈钧儒感慨万分，他说，民盟受尽了蒋介石的欺负、压迫的苦头。蒋介石认为民盟妨碍他的独裁卖国政策，就宣布民盟是非法的，逼得民盟无奈解散了自己的组织，跑到香港才又重新恢复。“过去，我们党在张澜先生的领导下，曾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出卖国家的内河航权，反对打内战，拥护共产党和平民主的主张。共产党胜利了，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合作建设新国家。”毛泽东说：“要建设新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比如说，在法律这一方面，沈先生就可以充分发挥您的作用。我知道沈先生对法律工作是很有研究的，是著名的法律专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我们还要建立人民法律，还要请沈先生在这方面多出力，多做贡献。”

关于沙千里，有一个故事。1949年4月的一天，千家驹接到一个会议通知，当他匆匆到时，刘少奇等中共领导正聚精会神地听资本家提意见。而后大家一致要求刘少奇讲话。刘少奇那天的讲话很出名，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剥削有功论”。会议结束，大伙一起到起士林吃饭。入座后，天津市长黄敬把千家驹介绍给刘少奇。刘少奇问：“你研究什么？”，千家驹说：“研究经济的”。听了这个回答，刘少奇有点吃惊：“喔，我还以为你是搞法律的。”显然他把千家驹当成沙千里了。

由此看来，中共高层对沙千里等“搞法律”的很熟。所以，在新中国部长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司法部部长史良的名字。大概是沙千里随军南下，参加了接管上海市的工作，他被任命为贸易部、商业部的副部长。反右斗争开始后，章乃器担任的粮食部部长被撤销了，沙千里又被任命为粮食部部长。

众所周知，沈钧儒被周恩来称为“民主人士左派旗帜”。可就是那样一个被称为旗帜的左派，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被人指摘对右派“有温情”，表现“不坚定”。反右伊始，民盟中央召开座谈会，由罗隆基作检讨。会议开始，沈先生说：你要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交代自己，你说你的错误大家可以讲，但不如自己交代好。他说，希望罗选择正确的道路，“到底是走到敌人的道路上去呢，还是回到朋友这边来。”他还提醒与会者应该怎样帮助朋友，“不要让朋友走上敌人的道路”。更让人感慨的是，1958年4月沈老来沪参加民盟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专门约见了已被戴了右派帽子的沈志远、徐铸成，他语重心长地对沈志远说：“我最初学马列主义。都是从你的书里学到的，你是我的老师。不要灰心丧志，应该在考验中振作起来，你将来仍然是我的老师。”沈老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温暖了当时不少被错划右派的民盟盟员的心。

在经历了“反右”、“文革”运动以后，我们民盟的前辈初衷不改。1980年10月，史良对担任“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主犯姚文元辩护律师的民盟盟员韩学章说：“你这次来审判‘四人帮’是光荣的，党对你是信任的，你要听党的话。”1983年中英双方讨论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时，英方耍起了“主权与治权分开”的伎俩。史良以法学家的身份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讲话：我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主权是建立在治权基础之上的，主权与治权是不可分离的。英国企图在名义上让中国收回香港，之后继续维持对香港的统治，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沙千里晚年身体不佳，但依然关心国家大事。上海熟人去医院探望他，见他吸着氧气，不忍心打扰。他说：“我是上海人民选出来的人大代表，凡是关于上海的事，都要告诉我。”1982年春，他收到一个会议通知，抱病去了，受了风寒，终于一病不起。“鞠躬尽瘁”的成语，用在沙千里身上，最合适不过了。

在纪念上海律师公会成立100周年之际，感今怀昔，我被沈钧儒、史良等民盟前辈发自心底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当祖国和民族面临亡国灭顶危急之时，他毅然发起救亡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当他们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时，他们坚定地和共产党站在了一起。让我感动的还有他们对民主与法治的追求，不论是在腥风血雨的旧中国还是在波澜起伏的新中国，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民主与法治的追求。在荣华富贵被视为成功标志的今天，我不能不被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等民盟前辈高尚的道德品质所感动。以他们的资历和能力，金钱和权力唾手可得，但他们视这些为粪土。在社会多元、思潮纷杂的今天，缅怀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等民盟先贤，他们身上的精神、信念和品德，值得我们去纪念、传承和弘扬。●

       （作者为民盟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