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能拿“个案”当“典型”

日期：2012-02-08     作者：王 展 朱作洋

2011年10月13日，佛山两岁小女孩悦悦在路上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碾压，18个路人先后经过，但都未施以援手，而期间小悦悦又被另一辆车碾压过去，经抢救无效死亡。对此，公众无不谴责18个见死不救的路人，并且迅速地得出了社会道德沦陷的论断。此外，还有些法律人士和专家呼吁为“见死不救”立法设罪。对此，笔者以为：

一、“小悦悦事件”只是个案非典型，路人行为不代表社会道德沦丧

个案和典型的差异在于是否有代表性。18个路人在该事件中表现出了极度冷漠，但我们不能无限地放大这种冷漠效应，更不能直接将此事件的冷漠归咎于社会道德的缺失，甚至有人直接谴责社会的道德沦丧。当笔者说“这只是个别现象”时，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向我举出更多的案例试图说服我。但请不要忘了，除了小悦悦事件、摔倒老人无人扶的情况，还有更多的见义勇为的鲜活事例，所以，小悦悦事件毕竟是个案。每个事件都有其与众不同的情形，我们作为二手、三手甚至N手资料的承接者，无法完全了然还原整个真实的过程，所以我们更应该抱着客观的精神审视信息。社会有冷漠的路人，更有舍己救人的英雄，还有我们这些抱有正义感的公众，因此我们不该去谴责和哀叹社会道德，而应从自身来更好地维系和提高道德水准，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二、“见死不救”入罪需谨慎

该事件发生后，有社会人士怒民族之不争，呼吁设立“见死不救罪”，从法律层面上打击和杜绝见死不救的行为。笔者理解这种心理，但觉得急切入罪并不可取。首先，该事件目前反映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道德层面的问题，如要强行入罪，可能负面影响更多。其次，虽然多国有关于见死不救的立法，但首先是设定了很多的前提，如辨明情况是否紧急、是否会对救助者和被救助者造成危险、是否存在故意等等，可见各国对此的立法也是相当谨慎的。由于要预先分析各种前提，故对于施救者、旁观者和法官都有具备各种常识的高要求，我国目前还不具有这种全民普及的应有素质。但可针对相关专业性行业及执法部门设立实施该类罪名，如医生、专业打捞人员、救援队员、消防等公务人员，避免行业乱象、以利为先，因为他们完全具备分析上述前提的专业素质。最后，依据个案设罪，会妨碍刑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一旦就“见死不救”设立罪名，如果发生交通工具上老人孕妇摔倒造成伤害，是不是也要对“不让座”的行为设立罪名呢？

三、与其惩罚“见死不救”，不如鼓励“见义勇为”

为何会有见死不救行为的发生？该事件后，有媒体随机采访了民众，大部分民众表示会毫不犹豫地施救，而也有一部分人坦言出于担心会被受害者讹上而不会积极施救。很明显，如果施救行为不会对施救者本身造成重大损害的，每一个路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应排除施救者的后顾之忧，正面的鼓励更有利于促成善意的发生。加拿大安大略省２００１年颁布的《见义勇为法》就有一条规定：“自愿且不求奖励报酬的个人，不必为施救过程中因疏忽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如果我们社会多一些鼓励“见义勇为”的法律法规、地方规章政策，对于社会是一个很好的导向，必定能大大减少见死不救的行为。

四、客观事实靠证据，盲目用情不可取

公众大多吸收的信息包括“小悦悦事件”，都是通过媒体报道，但这些报道基本都有倾向性，并不能反映全部真相，更不能当作法律上的客观事实。“谁主张，谁举证”，法律上的客观事实由证据来支撑。就拿轰动一时的“彭宇案”来说，法官的判决逻辑是“彭宇未撞人为什么要扶人”，所以认定了“彭宇撞了老太太”。但笔者以为这只是证据规则在个案适用中的偏差，并不说明证据规则本身错误，更不代表普遍的司法倾向，这是笔者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基本的判断。当然，“是谁撞的老太太”这一真相究竟如何谁也不得而知，除非有当时的录像为证，否则媒体报道不能代表真相，公众根据媒体报道就盲目用情切不可取。 （作者单位:上海联业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