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众所周知，没有执行力的生效裁决就是一张废纸，即便完全胜诉，也可能一无所获。在国际贸易与投资过程中，国际仲裁被大多数交易方认可，其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外国仲裁的裁决比起外国法院的判决更具有可执行性。从“走出去”战略到“一带一路”倡议，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蓝图的不断扩张，商事纠纷解决在所难免，对于中外交易双方而言，对于在中国承认和执行外国 仲裁裁决 http://toutiao.manqian.cn/tag_58ddeeace4b0e203156c2819.html的实务分析尤为重要。

       本文采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检索了近20年我国法院受理的194件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并对其中不予承认和执行的38件案例进行重点分析，以研究和总结我国法院对外国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的原因，为中外交易双方通过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保护自身商业利益提出合理化建议。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the New York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以下简称《纽约公约》）旨在发展国际经贸、促进商事纠纷解决、鼓励仲裁裁决在世界范围内的承认和执行，其于1958年6月10日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国际商业仲裁会议上签署通过。随着各国的不断加入，截至2020年7月，《纽约公约》缔约国已达到了164个，这也愈发彰显了《纽约公约》对各国的影响力以及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蓬勃生命力。

        我国于1987年1月22日加入《纽约公约》。为了保障公约在我国的实施，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1987年4月10日颁布了《最高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根据该通知，我国对于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根据我国加入《纽约公约》时所作的互惠保留声明适用公约。如果《纽约公约》与我国民事诉讼法有不同规定的，按公约的规定办理。该部分内容也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第二百六十条中得到了确认，该条明确了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原则，即如果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与《民事诉讼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公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因此，对于在《纽约公约》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和执行问题，应当适用《纽约公约》的规定。

        根据《最高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第三条，向我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申请人，应为仲裁裁决的一方当事人，且有权管辖的法院为与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相关的中级人民法院。该点也在我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第二百八十三条中得到了确认。

        《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了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从其“只有”……“才”的限定性表述亦可看出，《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二款穷尽式地列举了缔约国法院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七类理由，即法院不得以第五条以外的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其中，第一款的五类理由必须依一方当事人申请，而第二款的两类理由法院则可主动审查，因此第二款赋予了缔约国法院相对较大的主动审查权。

        根据《最高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第四条规定，我国法院在接到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申请后，应当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二款进行审查。前述我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第二百六十条中的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原则也确认了这一效力。

        此外，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还规定，在法院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之前，必须首先报请本辖区所属高院进行审查，如果高院同意不予承认和执行意见，再报至最高院进行请示，只有在最高院复函同意不予承认和执行后，法院方可裁定不予执行或者拒绝承认和执行。该规定在实际效果上将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权力提升至最高院，通过最高院的复函统一地方法院对《纽约公约》的适用，最大程度尊重和鼓励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在我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后，立即按照我国加入《纽约公约》之初所作的声明，将《纽约公约》领土适用范围延伸至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005 年7 月19 日，中国再次宣布，按照中国加入《纽约公约》之初所作的声明，《纽约公约》适用于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为了促进香港、澳门与我国内地仲裁裁决的互相承认和执行效率，香港、澳门分别与中国内地之间签署了相关司法解释。其中，香港与内地于1999年特别制定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内地-香港安排》），澳门与内地则于2007年特别制定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内地-澳门安排》）。其中，《内地-香港安排》第七条、《内地-澳门安排》第七条与《纽约公约》第五条的内容具有高度相似性，但公共利益保留条款的表述有所区别。《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表述为“和这个国家的公共政策相抵触”，《内地-香港安排》第七条第三款表述为“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而《内地-澳门安排》第七条第三款则表述为“违反内地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相互认可和执行，并未达成与上述香港、澳门与内地类似的司法机构之间的安排。关于我国大陆法院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仲裁裁决方面，其最新规定为2015年6月2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规定》。该规定的通过意味着此前1998年1月15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和2009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将不再适用于台湾仲裁裁决在大陆申请认可和执行。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规定》第十四条列举了大陆法院不予认可台湾仲裁裁决的七类理由，其内容与《纽约公约》第五条同样基本一致，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的公共政策保留条款表述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等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具有较强烈的政治色彩。

          笔者以“仲裁裁决”、“承认”、“执行”以及“《纽约公约》第五条”等作为关键字，在威科先行、北大法宝、中国裁判文书网等数据库进行检索，共检索到自2001年至今涉及到申请我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共194件。其中，除了38件外国仲裁裁决被我国法院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以外，超过80%的外国仲裁裁决都得到了我国法院的积极性裁定。

          为了尽可能详尽分析我国法院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除了我国法院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以外，本文将我国内地法院根据《香港-内地安排》第七条作出不予执行裁定的3件案例也统计在内。

          通过对194件案例的裁定时间、承认和执行状况进行统计（见图1）：从2001年至2015年我国法院共受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共90件，其中法院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案例共30件；而从2016年至今，在不足五年的时间里，我国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数量则达到了104件，已然超过前十五年我国法院受理相关案例的总和，且法院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案例仅有8件，承认和执行率高达92.3%。

 

          由此可见，随着我国企业对外贸易与投资的快速发展，与商事纠纷相关的仲裁裁决数量也在不断攀升，由此引发我国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数量也大量增加。但是，在外国投资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的申请大幅增加的同时，我国法院裁定承认和执行的效率也有显著提高。

          而通过对2001年至今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39件案例中我国法院基于《纽约公约》第五条援引的理由进行统计（如图2）：我国法院最常见的拒绝裁决和执行的理由为《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中的“不存在有效仲裁协议”，共有12件案例援引该理由；第五条第一款（丁）项“构成超裁”与第五条第一款（丙）项“仲裁庭组成或程序不符合仲裁协议或仲裁地法律”也常被援引，各自均出现在10件案例的结论中；7件案例中援引了第五条第一款（乙）项“当事人未获适当通知”；第五条第二款（甲）项“争议事项不可裁”和第五条第二款（乙）项“违反公共政策”较少被援引，分别仅有1件和3件案例援引了相关款项；目前司法实践中，尚不存在我国法院根据第五条第一款（戊）项以“第五条第一款（戊）项”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

 

          下文将就我国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项下七类理由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进行具体分析。

          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规定，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存在两种情况，当事人无行为能力，或者仲裁协议无效。由于当事人无行为能力的直接后果，往往是不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因此，实践中往往把《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总结为不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

          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审查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应首先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未约定的，适用仲裁地法律。当事人可以在仲裁协议中，明确约定确定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但是，在实践中仲裁协议常常以条款形式作为主合同的一部分而存在，因此当事人单独约定仲裁条款适用法律的情形非常少见。在当事人未约定仲裁协议准据法的情况下，实践中存在适用实体法和仲裁地法两种主流观点。实体法为解决主合同实体问题适用的法律，其反映了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在缺乏仲裁协议准据法约定的情况下，在许多判例中实体法被认为默示地反映了当事人就其对仲裁协议效力的适用。但是基于仲裁协议独立性和区分性原则，仲裁协议的效力和准据法均独立于主合同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则采纳仲裁地法观点，即明确规定在当事人未选定仲裁协议准据法的情况下，依据“作出裁决的国家的法律”审查仲裁协议的效力。

          除了仲裁协议被裁定无效以外，如果当事人之间未就仲裁协议达成一致，法院也可适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在“新加坡益得满亚洲私人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伦敦可可协会作出的仲裁裁决案”中，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复函中未明确适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但指出“就通过仲裁解决争议达成合意”是“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独立生效的前提”。该理由在此后的“艾伦宝棉花有限公司、江苏倪家巷集团有限公司等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也得到适用，在该案中法院认为“仲裁协议是否成立是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的前提”，而“仲裁协议是否成立的前提，是当事人就仲裁解决争议是否达成合意”。虽然法院指出涉案仲裁条款未成立，不符合《纽约公约》第二条所规定的可进行仲裁的条件，但是由于《纽约公约》的严格限制，法院只得依据《纽约公约》第五条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因此在该案中法院依照《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国际棉花协会作出的仲裁裁决。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拒绝承认和执行的12件案例中，7件案例均由于相关人员无权代理或欺诈导致仲裁协议未达成，最后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也常常被我国法院援引以拒绝和承认外国仲裁裁决，其作为正当程序条款，是保障当事人公平申辩权的重要条款。

          当事人是否获得适当通知是一个实践很强的问题，其通知的事项一般包括仲裁、指定仲裁员、组建仲裁庭、开庭、停止提交证据、送达仲裁裁决书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并未对通知的发出者予以规定，在大陆法系国家，通知多由仲裁委员会或仲裁庭发出，而在英美法系国家，通知则多由仲裁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发出。在实践中，我国并不当然否定外国法院的送达方式，而是以当事人是否“有效性”获得适当通知作为审查标准。“世界海运管理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英国伦敦‘ABRA轮2004年12月28日租约’仲裁裁决案”即涉及由伦敦仲裁员作出的仲裁裁决，根据《1996年英国仲裁法》的第14条第（4）款规定，如果仲裁员需由当事人指定，仲裁程序以及指定仲裁员的通知可以由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送达。但是申请人世界海运管理公司，未能提供天津凯强公司确认收到电子邮件，或者能够证明天津凯强公司收到电子邮件的证据，因此未证明被申请人得到指定仲裁员和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因此法院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除了在申请人为通知主体情况下，未能提供被申请人获得适当通知的证据以外，仲裁委员会或仲裁庭作为通知主体时也可能出现疏漏。例如，在“蒙艾多拉多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中，蒙古国家仲裁法庭则未能将包括“决议程序及仲裁听证会日期”在内的快件送达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导致其未能出庭陈述意见，最终我国法院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仲裁。

          此外，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已通知的事项如果发生变更，是否需要另行通知。在我国法院援引《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拒绝承认和执行的7件案例中，3件案例均存在类似情形。在“香港东丰船务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香港海事仲裁裁决案”中，申请执行人香港东丰船务有限公司则未能提供另行指定仲裁员事项已通知被执行人香港东丰船务有限公司的书面证据，因此法院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因此，如果情势变更或事实变化导致仲裁庭组成变动、开庭时间变更等情况，已经适当通知的仲裁文件将归为无效，为保障另一方当事人参与仲裁、提出申辩的权利，仲裁庭或一方当事人应当另行送达，否则将视为对正当程序的违反。

          “当事人意思自治”是整个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核心和基石。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员的权力直接且排他性地来源于当事人，不论是当事人的仲裁协议，还是当事人的仲裁请求。因此，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的规定，就外国仲裁裁决是否构成“超裁”，法院将从仲裁裁决的事项是否超出仲裁协议的范围以及是否超出申请人提出的仲裁请求的范围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在适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的10件案例中，除了2件案例是由于超出申请人提出的仲裁请求外，其余案例均由于仲裁裁决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

          就申请人提出的仲裁请求而言，出于“最小化司法干预”原则，除非是非常明显地超出仲裁请求的仲裁裁决事项，否则法院一般不会以超出仲裁请求为由干涉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在“成可化学工程和咨询公司、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中，成可公司向国际商事仲裁院提起的仲裁请求为请求裁决多氟多公司停止使用“未经授权”的成可技术，以及支付因“未经授权”使用技术产生的违约金。但是，国际商事仲裁院《最终裁决书》中第（414）项却表述为“只要多氟多公司继续使用成可公司的技术”则应支付月罚金，且第（415）项裁决“多氟多公司不得使用成可公司的技术”直到其付清第（414）项下的款项。以上裁决内容中并未强调适用于“未经授权”的成可技术，即包含了授权的技术，显然超出了成可公司的仲裁请求。因此，法院裁定对于该部分超出成可公司仲裁请求的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

          就仲裁协议的范围而言，在实践中，当事人一般采用“因本合同引起的纠纷”，或是“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纠纷”等全括式的表达方式。只要当事人没有对哪些争议可以或不可提交仲裁进行特别约定，仲裁庭对于仲裁协议的外延一般都会采用尽可能宽泛的解释方法，以扩大自身管辖权的适用；而法院在通常情况下也会尊重仲裁庭的管辖权。因此，以超出仲裁协议的范围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往往不是因为法院裁定仲裁事项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而是由于在存在多方当事人的情况下，部分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

          并且，在我国裁定构成“超裁”的10件案例中，80%的案例均可被总结为——将不受涉案仲裁协议约束的一方列为仲裁被申请人并裁决其承担责任。其中，7件案例涉及三个及以上申请人或被申请人，3件案例的仲裁裁决中涉及申请人或被申请人成立的合资公司，还有1件案例裁决非当事人一方承担担保责任。在“杰斯史密斯&桑斯棉花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市天然纺织实业有限公司等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中，杰斯史密斯公司与天然纺织公司签订了PME-10032号棉花销售合同。该份合同经过五次修订，其买方名称前期均为天然纺织公司；在2012年5月11日的第四次修改中买方名称改为绿色纤维公司，天然纺织公司和绿色纤维公司作为合同协议方，承担共同连带责任，但该份合同文本上不存在天然纺织公司以及绿色纤维公司的任何签章。在杰斯史密斯公司就PME-10032号合同向国际棉花协会提起仲裁申请后，国际棉花协会裁定天然纺织公司和绿色纤维公司作为买方共同向卖方杰斯史密斯公司支付相应费用。我国法院认为，首先，天然纺织公司和绿色纤维公司为两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即使其法定代表人、副总裁的人员身份存在重合，以及天然纺织公司的订单由绿色纤维公司开立信用证的事实，亦不能证明两家公司实际为同一企业；其次，在2011年5月11日买方为绿色纤维公司的合同文本上，并不存在绿色纤维公司的任何签章，不能当然视为合同成立。因此，在杰斯史密斯公司与绿色纤维公司之间合同不成立的情况下，双方之间自然不存在仲裁协议或者仲裁条款。

          此外，适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还涉及到仲裁裁决是否可分的问题，如果超出仲裁协议范围或申请人提出仲裁请求的裁决不可分，将导致全部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因此，虽然在涉及到三方以上当事人的案例中，部分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法院均援引《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以超裁为由，而非第五条第一款（丙）项的不存在有效仲裁协议为由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以保障在仲裁事项可分的情况下仲裁庭有权裁决部分的承认和执行，以最大程度尊重和鼓励仲裁裁决。在实践中，自然也存在由于超裁且仲裁事项不可分导致全部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案例。同样以“杰斯史密斯&桑斯棉花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市天然纺织实业有限公司等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为例，由于仲裁庭裁决天然纺织公司和绿色纤维公司承担共同连带责任，即未明确区分两家公司承担的责任，因此法院亦无法区分有权裁决部分和超裁部分，最终作出全部不予承认和执行的裁定。因此，如果仲裁庭在裁决中未区分多个被申请人之间的责任分配，那么一旦出现超裁，极易导致仲裁裁决全部不予承认和执行。

          在实践中，《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中的仲裁庭组成或程序不符合仲裁协议或仲裁地法律也常常被我国法院援引作为不予承认和执行的理由。其中，“来宝资源国际私人有限公司诉上海信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是我国法院适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最新实践。

          在该案中，来宝公司与信泰公司之间的仲裁条款第16.1条明确规定：“争议和索赔根据当时有效的新加坡仲裁中心仲裁规则提交新加坡仲裁，仲裁庭应由三（3）名仲裁员组成”。虽然，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根据来宝公司的申请适用“快速程序”，但是其《仲裁规则》（2013年第五版）并未排除当事人在适用“快速程序”的同时，依据仲裁条款获得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进行仲裁的基本权利。因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仲裁条款约定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且信泰公司明确反对独任仲裁的情况下，仍然依据其仲裁规则（2013年第五版）第5.2条的规定决定采取独任仲裁员的组成方式，违反了当事人之间仲裁条款的约定，构成《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仲裁机关之组成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的情形。

          此外，法院还明确表明“当事人意思自治是仲裁制度运作的基石，而仲裁庭的组成方式属于仲裁基本程序规则”。因此，不论是仲裁机构在行使其对仲裁庭组成或仲裁程序的决定权时，还是我国法院在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进行审查时，都应当在充分尊重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对仲裁规则进行适用与解释，以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虽然目前已经存在被申请人基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戊）项向我国法院要求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未有依据该项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在“香港泉水有限公司、宏柏家电（深圳）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中，我国法院在遵循《纽约公约》第六条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案件具体事实分析了当事人向美国法院提起的撤裁申请获得支持的可能性等因素，最终裁决承认与执行案涉裁决。该裁决一方面与《纽约公约》促进裁决执行的宗旨相契合，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法院对于《纽约公约》第六条项下的自由裁量权的灵活运用。

          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甲）项的规定，如果仲裁裁决的事项根据中国法规定不得通过仲裁解决，中国法院得拒绝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到目前为止，中国法院以此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仅有1例。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民四他字第33号复函中指出，本案纠纷是因仲裁申请人吴春英作为其亡夫的法定继承人，依据涉案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蒙古国仲裁庭主张其合同权利而产生的。若涉案仲裁裁决不涉及继承事项，可予承认和执行；但涉案仲裁裁决的主要内容是确认吴春英的法定继承人地位以及因该地位而应获得的投资财产权，并未就公司的继续经营及撤销等商事纠纷作出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3条规定，继承纠纷不能仲裁，因此，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甲项的规定，不予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

          “公共政策”的含义、范围、具体内容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中并没有进行明确规定。正因如此，该公共政策保留条款赋予各国法院以自由裁量权，起到审查是否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安全阀”的作用，这也是《纽约公约》被各国广泛接受的原因。但是，由于“公共政策”本身的模糊性与争议性，往往引发出于民族主义或本国利益等考量对其进行扩大性解释的担忧。虽然《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将公共政策明确规定为“该国公共政策”，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则将其定位为“国际公共政策”，并且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严格限制。

          与限缩性解释和适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的国际趋势相对应，虽然其常常被当事人援引作为不予承认和执行的理由，我国对于公共政策保留条款一直持审慎态度。在39件我国法院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例中，仅有3件是出于公共政策保留原因。

          在不予适用公共政策保留条款时，我国法院多采用否定式表达，如“对我国强制性法律规定的违反并不一定导致违反我国的公共政策”、“不能以仲裁实体结果是否公平合理作为认定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是否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标准”，违反我国“行政法规之强制性规范中的管理性规定”不构成违反公共利益等。

          在我国援引公共政策保留条款拒绝承认和执行的3件案例中，其基本情形均为外国仲裁裁决与我国法院已经作出的生效裁定或判决相冲突。以“关于不予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第18295／CYK号仲裁裁决案”为例，在涉案仲裁条款已经由于另一起纠纷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无效且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国际商会仲裁院在认定涉案仲裁条款有效的前提下作出了仲裁裁决。因此，我国法院认为“在内地执行该仲裁裁决将与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定相冲突，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根据《香港-内地安排》第七条第三款裁定涉案仲裁裁决应当不予执行。

          通过对近20年我国法院受理的194件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尤其是其中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的38件案例进行重点分析，可发现我国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所援引的款项常来自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丙）、（丁）以及（乙）项中，其中最常见为 “不存在有效仲裁协议”，其次是 “构成超裁”与“仲裁庭组成或程序不符合仲裁协议或仲裁地法律”，再其后为 “当事人未获适当通知”，其余三类理由即《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戊）项、第二款（甲）、（乙）项中的“仲裁裁决不具有约束力”、“仲裁事项不可裁”及“违反公共政策”由于被援引案例很少，因此相关风险也较小。

          为了保障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效率，中外贸易与投资的当事人需要在两个阶段将胜诉仲裁被拒绝承认和执行的风险降至最低。

          首先，在合同订立阶段。就主合同而言，当事人应当确认商事合同洽谈人员身份、其有无明确授权、合同签章是否完备等事项，通过关注相关细节，尽可能将主合同无效，以及仲裁协议无效的风险降至最低。就仲裁协议而言，当事人可明确约定的事项包括仲裁地、仲裁规则、仲裁协议准据法、仲裁庭组成等，在对相关规则和法律有清晰预判的前提下，当事人可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在仲裁协议订立阶段即将自身的相关诉求确立下来，这也为当事人在发生仲裁时按照双方合意进行仲裁庭组成和运用仲裁程序提供依据。

          其次，在仲裁阶段。其一，中外贸易与投资往往涉及多个交易方，以及多个交易方之间设立的合资公司，在相关仲裁协议并不约束所有交易方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仲裁，极易产生“超裁”问题。尤其地，如果仲裁庭在裁决中未区分多个被申请人之间的责任分配，那么“超裁”的结果往往是仲裁裁决全部不予承认和执行。因此，仲裁当事人应当明晰多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以及仲裁协议的范围。其二，就正当程序而言，如果申请人根据仲裁规则被确定为通知主体，申请人在进行仲裁文件的通知时，应当确定被申请人已获得适当通知并保留被申请人获得适当通知的证据，以此避免被申请人因未能充分表达意见对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提出抗辩。

          在国际贸易与投资纠纷中，对于国际仲裁的申请人而言，仅仅赢得仲裁可能也无法获得损害赔偿，执行到财产才是最终目的。只有在合同订立阶段和仲裁阶段，把握其中可能导致《纽约公约》第五条七类情形的细节，才能更好地防范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风险，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

 

序号	名称	申请人	被申请人	法院裁定	最高院复函	理由分类	具体理由
1	英国嘉能可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英国嘉能可有限公司	重庆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		（2001）民四他字第2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	职员孙健不具代理权，其“代表”公司与英国嘉能可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其仲裁条款亦属无效
2	新加坡益得满亚洲私人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伦敦可可协会作出的仲裁裁决案	新加坡益得满亚洲私人有限公司	无锡华新可可食品有限公司		（2001）民四他字第43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	双方当事人之间未就购买可可豆事宜产生的争议达成通过仲裁解决的合意，因此不存在有效仲裁协议
3	美国杰拉德金属公司申请承认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仲裁裁决案	美国杰拉德金属公司	芜湖冶炼厂、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2）皖民二他字第10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	涉案仲裁协议当事人不包括芜湖恒鑫公司，仲裁庭未区分被申请人为芜湖冶炼厂和芜湖恒鑫公司的部分裁决超出仲裁协议范围；部分不予承认和执行
4	香港享进粮油食品有限公司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裁决案	香港享进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		（2003）民四他字第9号	《内地-香港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同《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	仲裁协议系通过欺诈手段签订，根据仲裁地法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仲裁协议应认定无效。
5	美国GMI公司申请承认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仲裁裁决案	美国GMI公司	芜湖冶炼厂、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3）民四他字第12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	涉案仲裁协议当事人不包括芜湖恒鑫公司，仲裁庭对GMI公司与芜湖恒鑫公司之间所作裁决，超出仲裁协议范围；对于未区分被申请人为芜湖冶炼厂和芜湖恒鑫公司的裁决部分不予承认和执行
6	Future E.N.E与深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仲裁裁决纠纷案	Future E.N.E（美景公司）	深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2004）广海法他字第1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甲）项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
7	香港东丰船务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香港海事仲裁裁决案	香港东丰船务有限公司	中国外运沈阳集团公司		（2006）民四他字第12号	《内地-香港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同《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	申请执行人未提供相关书面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接到另行指定仲裁员的适当通知，也无证据证明仲裁庭向被执行人发出仲裁开庭的书面通知
8	世界海运管理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英国伦敦"ABRA轮2004年12月28日租约"仲裁裁决案	世界海运管理公司	天津市凯强商贸有限公司		（2006）民四他字第34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	申请人未能提供被申请人确认收到电子邮件或者能够证明被申请人收到电子邮件的其他证据，未证明被申请人得到指定仲裁员和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
9	邦基农贸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仲裁裁决案	邦基农贸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广东丰源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2006）民四他字第41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	仲裁庭重新指定仲裁员的行为违反了当事人约定的仲裁规则的相关规定
10	关于不予承认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东京04-05号仲裁裁决案	日本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7）民四他字第26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	仲裁庭没有按照《仲裁规则》的规定再次决定延期并通知当事人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	仲裁庭没有依照《仲裁规则》的规定按期作出仲裁裁决
11	马绍尔群岛第一投资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伦敦临时仲裁庭仲裁裁决案	马绍尔群岛第一投资公司	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2006）厦海法认字第1号	（2007）民四他字第35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	仲裁庭在一名仲裁员没有全程参与仲裁程序的情况下作出裁决，仲裁程序与当事人仲裁协议明确约定仲裁庭由三人组成不符
12	Hemofarm DD、MAG国际贸易公司、苏拉么媒体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第13464/MS/JB/JEM号仲裁裁决案	Hemofarm DD、MAG国际贸易公司、苏拉么媒体有限公司	济南永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8）民四他字第11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	在中国法院就永宁公司与合资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裁定对合资公司的财产进行保全并作出判决的情况下，国际商会仲裁院对永宁公司与合资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进行审理裁决，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和中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	涉案仲裁条款仅约束合资合同当事人就合资事项发生的争议，不能约束永宁公司与合资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国际商会仲裁院的裁决超出了合资合同约定的仲裁协议的范围
13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货轮公司申请承认伦敦仲裁裁决案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货轮公司	安徽省技术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08）民四他字第17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	仲裁员的任命违背了《仲裁条例》和《示范法》规定的程序
14	日本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申请承认和执行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东京05-03号仲裁裁决案	日本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8）民四他字第18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	仲裁庭未将申请人对申请事项的变更通知被申请人，实际上剥夺了被申请人提出申辩的权利和机会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	仲裁庭没有履行通知被申请执行人其作出仲裁裁决的期限，违反了当事人明确约定适用的《日本商事仲裁协会商事仲裁规则》的强制性规定
15	美国VOEST-ALPINE国际贸易公司申请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裁决案	美国VOEST-ALPINE国际贸易公司	江苏省对外经贸股份有限公司	（2008）宁民五初字第43号	（2008）民四他字第51 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	根据本案事实及新加坡的相关法律，不能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就解决案涉纠纷达成了仲裁协议
16	关于不予承认及执行蒙古国家仲裁庭仲裁裁决案	吴春英			（2009）民四他字第33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甲)项	涉案仲裁裁决涉及继承事项，根据申请执行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条规定继承纠纷不能仲裁
17	关于不予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瑞士洛桑12330/TE/NW/AVH仲裁裁决案	荷比卢家装投资公司			（2009）民四他字第38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	仲裁庭的组成和仲裁程序违反了《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的规定，也与当事人仲裁协议的约定不符
18	蒙艾多拉多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蒙艾多拉多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浙绍民确字第1号	（2009）民四他字第46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	包括“决议程序及仲裁听证会日期”的快件并未送达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导致其未能出庭陈述意见
19	关于不予承认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东京07-11号仲裁裁决案	日本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苏知民仲审字第0002号	（2010）民四他字第32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	本次仲裁事项与前次仲裁程序中信越会社关于协议可履行的请求属同一仲裁事项，构成重复受理，与当事人之间仲裁协议明确约定的仲裁终局力原则不符，构成仲裁程序与当事人协议不符
20	韦斯顿瓦克公司与北京中钢天铁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韦斯顿瓦克公司	北京中钢天铁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2010）津海法确字第6号	（2012）民四他字第12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	仲裁庭的组成不符合涉案仲裁条款的约定及仲裁地《英国1996年仲裁法》的规定
21	阿尔斯通技术有限公司与阿尔斯通技术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裁决案	阿尔斯通技术有限公司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浙杭仲确字第7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	仲裁庭组成程序不符合当事人约定适用的《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的规定
22	宝腾汽车(中国)有限公司与金星重工制造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宝腾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金星重工制造有限公司	（2011)东中法民四认字第1号	（2013）民四他字第28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	由于当事人通过签订《备忘录》中的诉讼管辖条款修改了原合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原仲裁条款不再具有法律效力，涉案仲裁裁决所依据的仲裁条款无效
23	北京朝来新生体育休闲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北京朝来新生体育休闲有限公司	北京所望之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13）二中民特字第10670号	（2013）民四他字第64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	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具有涉外因素，根据我国法律相关规定，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的条款无效
24	路易达孚澳大利亚有限公司、江苏倪家巷集团有限公司等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路易达孚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江苏倪家巷集团有限公司	（2013）锡商外仲审字第0003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	当事人之间未就仲裁条款达成一致，涉案仲裁条款未成立
25	杰斯史密斯&桑斯棉花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市天然纺织实业有限公司等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JESSSMITH&SONSCOTTON.LLC（杰斯史密斯&桑斯棉花有限责任公司）	无锡市天然纺织实业有限公司、无锡市天然绿色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2013）锡商外仲审字第0007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	天然纺织公司与杰斯史密斯公司之间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绿色纤维公司并无拘束力，但仲裁庭根据该仲裁条款裁决天然纺织公司和绿色纤维公司共同承担责任，超出仲裁协议范围；且裁决未区分天然纺织公司和绿色纤维公司，全部不予承认和执行
26	艾伦宝棉花有限公司、江苏倪家巷集团有限公司等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艾伦宝棉花有限公司	江苏倪家巷集团有限公司	（2013）锡商外仲审字第0009号	（2014）民四他字第32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	涉案合同缺乏倪家港公司公章，且张永忠既否认其在包含仲裁条款的合同上签字，又未获得倪家港公司明示授权，因此倪家巷公司与艾伦宝公司未就仲裁条款达成一致
27	普莱克斯棉花有限公司申请江苏金昉实业有限公司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普莱克斯棉花有限公司	江苏金昉实业有限公司	（2014）盐商外仲审字第00001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	金昉公司仅签署《销售确认书》，但未签订对《销售确认书》仲裁条款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买卖合同》，也未接受其中的仲裁条款，因此不足以认定金昉公司与普莱克斯公司之间就仲裁协议达成一致意见，根据仲裁地英国法仲裁协议未成立生效
28	翠丽提散货航运有限公司与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华美船业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伦敦仲裁裁决案	翠丽提散货航运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5）民四他字第34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	仲裁庭在本案费用裁决中直接对申请人在中国法院诉讼程序中产生的损失作出裁决，超出了费用裁决的范围
29	FSG汽车工业控股公司与武汉泛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奥地利联邦经济会仲裁中心SCH-5239号仲裁裁决案	FSG汽车工业控股公司	武汉泛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015）民四他字第46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	案涉仲裁裁决第5项(Ⅳ)目不属于合资合同纠纷，且合资公司不是仲裁协议当事人；第9项为解散及清算争议，不属于合资合同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超出仲裁协议范围，对裁决第5项(Ⅳ)目及第9项部分不予承认和执行
30	西特福船运公司申请承认英国伦敦仲裁庭作出的“HULL XXK06-039”号仲裁裁决案	西特福船运公司	中国电子进出口山东公司、荣成市西霞口船业有限公司		（2015）民四他字第48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	涉案仲裁裁决A部分第(5)项为“若卖方未能向买方返还该等款项，买方将有权要求中国银行山东分行支付”，但中国银行山东分行并非涉案船舶建造合同的当事人，也为签订书面仲裁协议，其保函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应作为涉案仲裁的裁决事项，该部分超出仲裁协议的范围，部分不予承认和执行
31	关于不予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第18295／CYK号仲裁裁决案	Wicor Holding AG	泰州浩普投资有限公司	（2015）泰中商仲审字第00004号	（2016）最高法民他8号	《内地-香港安排》第七条第三款（同《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	内地法院另案已作出认定涉案仲裁协议无效的裁定，涉案仲裁裁决是仲裁员在认定涉案仲裁条款有效的前提下作出的，在内地执行该仲裁裁决将与人民法院的上述生效裁定相冲突，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
32	成可化学工程和咨询公司、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成可化学工程和咨询公司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新中民三初字第53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	成可公司申请仲裁时的主张是停止使用未经授权的技术及因未经授权使用而支付违约金，但涉案裁决包括了授权的技术，超出了申请人仲裁请求的范围，该部分不予承认和执行
33	特莱顿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与洋浦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海南泛洋航运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特莱顿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	洋浦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海南泛洋航运有限公司	（2015）琼海法他字第1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	被申请人洋浦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开发公司仅为案涉HPO42号协议的缔约方，仲裁庭裁决其就HPO42号协议之外的其他五份协议向申请人承担责任，超出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且超裁部分与有权裁决部分不可分，对于案涉仲裁裁决涉及洋浦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开发公司部分，应当不予承认和执行
34	来宝资源国际私人有限公司诉上海信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来宝资源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上海信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6）沪01协外认1号	（2017）民四他字第50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	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明确约定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且未排除该组成方式在仲裁“快速程序”中的适用，仲裁庭采取独任仲裁员的组成方式，违反仲裁条款规定
35	ＢｒｉｇｈｔＭｏｒｎ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申请宜兴乐祺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Bright Morning Limited	宜兴乐祺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2016）苏02协外认1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	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解决的争议仅限于合资双方围绕合资合同发生的争议，而非能将其管辖延伸至合资公司本身，涉案仲裁裁决第（2）、（4）项超出仲裁协议和当事人仲裁请求范围，但超裁部分可分，部分不予承认和执行
36	帕尔默海运公司、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帕尔默海运公司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津72协外认1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	在中国法院已对当事人之间仲裁条款的存在及效力作出否定性判断的前提下，承认及执行基于上述仲裁条款作出的仲裁裁决违反中国公共政策
37	ＩＭ全球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北方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案	IM全球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北方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2018）津01协外认2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	“孙然”无权代表或代理北方电影集团签订涉案仲裁协议，IM公司和北方电影集团之间不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	由于涉案仲裁协议并非北方电影集团所签署，应根据送达实际情况判断北方电影集团是否获得适当通知，其中挂号包裹送达方式因仲裁庭秘书表述无法追踪包裹无法确认、传真方式送达未包括《仲裁通知书》和《仲裁规则》，因此未能合理通知
38	ＦＳＯＪ国际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北方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案	FSOJ国际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北方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2018）津01协外认3号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	“孙然”无权代表或代理北方电影集团签订涉案仲裁协议，FSOJ公司和北方电影集团之间不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	由于涉案仲裁协议并非北方电影集团所签署，应根据送达实际情况判断北方电影集团是否获得适当通知，其中挂号包裹送达方式因仲裁庭秘书表述无法追踪包裹无法确认、传真方式送达未包括《仲裁通知书》和《仲裁规则》，因此未能合理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