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国家安全战略背景下，我国对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呈现不断强化与精细化的趋势。笔者在实务中常遇到一类咨询：企业申报了无需《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下称“许可证”）的税则号列（A税号），而海关最终认定货物应归入需要办证的B税号。这看似微小的技术性“税号之差”，有时甚至成为引发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的导火索。本文旨在穿透个案表象，客观分析当前监管框架下存在的实践难题，并为企业构建合规体系提供思路。

一、监管逻辑溯源：物项描述为体，商品税号为用

《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以下简称《管理目录》）自2006年发布以来逐年更新。2024年12月1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生效，此后《管理目录》新增“管制编码”一列，将商务部的管控措施与海关监管方式相结合，通过管制编码与海关税号的匹配，实现对两用物项出口的许可证监管。对于管制编码和海关税号的关系，无论是《管理目录》中“不论是否在本目录中列名商品编号，均应办证”的明确规定，及其备注“目录中商品范围以商品名称及描述为准，海关商品编号仅供通关申报参考”，还是商务部官网公开问答所指出的“管制编码是商务部进行物项归类和审批的依据…海关尚未对所有货物编配海关商品编号”，均清晰揭示了“商务部依据物项描述进行审批许可，海关依据税号进行通关验核”的双轨监管模式。税号在此扮演的是“可识别标签”的角色，而判断是否需要许可证的标准始终在于货物是否实质落入了《目录》所描绘的管制物项范围。

这一模式并非两用物项管制所独有。商品归类是海关业务的重要基石，可谓没有归类就无法实施贸易管制。然而，贸易管制措施系由国家各管理部门发布和制定，海关是执行部门。目前联网的监管证件多达34项，对应各自的管制清单，如《进出口野生动植物种商品目录》、《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目录》等。理想状态下，每一管制目录中的物项描述都应精准映射至一个或多个税则号列，实现“描述”与“税号”的无缝对接。但海关税号与各类管制目录的对应不匹配问题由来已久，磨合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经过长期协调与税则子目的不断增列，部分管制范围与海关税号已实现高度吻合。但由于两用物项技术迭代迅速、描述专业性强、军民用途界限时常模糊，其对应关系相较于其他目录存在更多缝隙。这种制度性的不完全对应，构成了实务中诸多争议的深层背景。

二、三类实践情境及其法律风险剖析

在“描述”与“税号”尚未完全契合的背景下，两者对应关系主要呈现三种情形：“描述与税号一一对应”、“有物项描述而无对应税号”、“无物项描述而有对应税号”。下文将结合具体场景，对前述“税号申报差异”所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进行分析。

（一）描述与税号明确对应时的申报错误

尽管存在清单与税则无法完全对应的情况，但自2006年起发布的《管制目录》，其绝大多数物项与税号已形成清晰的一一对应关系，被列管的海关税号明确，对应品名也基本融入了管制要求。以钛金属为例，2006年的目录已将钛金属基复合材料列入管制，对应税号为8108901020，其品名“钛金属基复合材料的条，杆，型材及异型材(其中增强材料的比拉伸强度大于7.62×106m和比模量大于3.18×107m)”与管制描述完全一致。而相邻子目8108901090（“其他钛条、杆、型材及异型材”）则无此监管要求。

暂且搁置关于第9、10位编码是否属于完整商品税号的争议，以上情形根据《海关总署有关进出口货物税则号列申报不实规定的理解和适用问题》（2号行政解释）的规定，属于“品目条文有具体列名”的情形。在此情况下，若企业长期、系统性地选择将货物申报为“90”而非“20”税号，并同时存在为配合错误税号而必然实施的、对商品关键特征或性能参数（如拉伸强度、比模量）的隐瞒或修饰行为（例如将品名简化为“其他钛型材”），执法机关恐难采信企业所谓“归类疑难复杂，属技术性错误”的辩解。特别是在产品技术要素明确符合管制参数时，此种于清晰规则下的持续性申报错误，极易成为推定行为人具有逃避许可证管理之“主观故意”的依据，从而使案件性质从“申报不实”的行政违规，升格为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的刑事犯罪。

（二）有物项描述但无对应税号的合规义务

以镓金属为例，管制编码3C001.e对应的物项名称为“砷化镓（包括但不限于多晶、单晶、晶片、外延片、粉末、碎料等形态）”，其中明确包含“外延片”（注：外延片为区别于原材料的半成品或成品）。然而，其对应的“2853.9090.40”、“3818.0090.20”、“3825.69.00.20”三个税号均指向砷化镓原材料。因此，砷化镓外延片仅有管制商品描述，而无直接对应的海关税号。此时，将砷化镓外延片归入其他税号是否正确？是否需要办理许可证？

笔者认为，在税则没有明确列名时，应依据归类总规则将货物归入正确税号。即使正确税号因非属原材料而不在上述三个参考税号之列，该归类行为本身不必然构成“伪报”。但在是否负有办证义务层面，企业常陷入“税则未列名即等于无需管制”的误区。如前所述，无论归类结果如何，只要货物实体落入管制清单的描述范围，出口前就必须申领许可证。然而，由于税号并未明确列名，在司法实践中，要证明企业“明知”货物受管制而故意规避，从而构成逃避海关监管的走私行为，存在一定难度，其认定尚存商榷空间。

（三）无物项描述但有对应税号的解释困境

仍以镓金属为例，管制编码3C001.b对应的物项名称为“氮化镓（包括但不限于晶片、粉末、碎料等形态）”，其中未列举“外延片”，但该物项对应的税号8541.4100.10却列名为“氮化镓外延片”。当同一管制编码下其他物项描述均明确列明管制“外延片”形态时，此处的差异显得尤为微妙。笔者认为，在并列项中其他物项均明确管制“外延片”而氮化镓独缺的情况下，表明在确立管控范围时可能已排除了此种形态。税号本质上是海关的监管编码，不宜反向扩大解释商务部的管制范围。因此，在此情境下，不应当然认定企业客观上负有办证义务。

值得关注的是，若企业认为“等形态”的表述不应扩大解释至外延片，因而不申领许可证，却在出口时如实申报税号8541.4100.10，极有可能因未上传许可证而无法通关。此时，企业若为规避障碍而改报其他税号或修改品名，则极有可能被认定为“故意伪报”。笔者认为，对于此类因监管规则衔接冲突导致的被动违规行为，应在法律评价上与“主动违法”行为有所区分，并在判断主观恶性时寻求合理的抗辩空间。

三、企业合规体系的构建路径

如前所述，面对一个客观上仍处于深度磨合期的监管体系，企业的合规工作不应停留于被动响应，而须主动构建一套能为自身创造“确定性”的合规管理体系。

一方面，涉及两用物项进出口的企业，应将合规管控思路从传统的“以海关税号为抓手”转变为“以物项筛查为起点”。由技术部门与关务/合规部门协同，依据最新的两用物项清单描述对产品进行实质性比对，完成“定性”判断。在确定税号前，必须从许可证监管角度，对照清单描述进行复核，确认其是否恰当地反映了管制属性。反之，任何被识别为落入清单描述范围的物项，无论最终归入哪个税号，都必须启动许可证申请程序。另一方面，针对上述第二、三种情形下的模糊或冲突地带，企业应积极采用“正式的事前确认程序”。即通过正式渠道向主管部门提交详尽的商品技术资料与情况说明，申请就是否属于管制范围作出书面确认。此过程或许影响商业效率，但其带来的确定性与风险防范价值，远非短期商业利益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