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先行 不让须眉 赵珪律师访谈摘要

2017年第09期    作者:采 访 人：李海歌 刘小禾    阅读 8,900 次

 访谈时间：2016年6月28日

受 访 人：赵  珪

采 访 人：李海歌   刘小禾

采访人：今天我们来到青浦这个设施齐全、环境甚佳的大花园一般的老人社区，在赵老师住处的客厅里，见到九十高龄的赵珪老师，非常高兴。市律协组织这次访谈活动，旨在将上海律师恢复重建阶段的历史通过老律师的口述回忆记录下来，赵老师就名列第一批访谈名单中。1981、1982年时，提起当年的上海律师，李国机、倪彬彬、赵珪等老师的名字，可谓耳熟能详甚至可以说是如雷贯耳！这些第一批归队律师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之深、影响之大，我们现在还记忆犹新。

我俩有幸与赵老师结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赵老师不但是大名鼎鼎的名律师，也是单位里和蔼可亲的一位长辈，今天我们还可以斗胆地说，赵老师是我们多年来的一位老朋友！非常高兴赵老师能接受我们的采访。

赵珪：真是老朋友了啊，认识你们时还都是扎小辫子的姑娘呢！今天我也不把你们当领导，还是称呼小李、小刘来得亲切。

我大学读的是国际法，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检察院工作。6年以后，肃反开始，我因家里成分不好不宜再在检察院工作，就下放到厂里，学机械技术。我1958年下放，1962年评了技术员，以后一直从事厂里的技术监督、质量监督。

1979年，律师制度刚刚恢复，当得知可以申请加入律师队伍，我真是开心得不得了。我那时已经53岁了，厂里好多人真心劝我：“这里多好，你到那里去又要受苦了。”但我还是下了决心，毫不犹豫地向市司法局递交了材料，申请归队。

我当时所在的军工厂，属于保密单位，是有津补贴的。我65元5角拿了几十年，“四人帮”粉碎之后，才好不容易增加到82元。而离开厂，这一笔津贴就没有了。但情愿不要津贴，我也要归队，我就是要当律师。为啥缘故呢？因为我父亲是读法律的，家里常常谈到律师的话题。父亲一直说，作为律师不可以黑心，对穷人，不收钱也要帮助伸张正义，我从小就被这种思想灌输。记得在小学四年级时候，一次我妈妈带我到公园去，看见好几个人把一个女的强行拖走了。为什么呢？边上人都在说，不还钱啦！这个印子钱怎么还得出呢？我问妈什么叫印子钱？为啥还不出？为啥她要借钱？我妈就向我介绍，印子钱是高利贷的一种，穷人蛮苦的，借了就还不清。我对此印象非常深刻，觉得那被拖走的女人好可怜，做律师、帮弱者的念头就此萌生。六年级时候，老师要求写一篇《公园里的景色多美》的作文。我写不出公园的花草，却写了一篇论文，说有两人吵架，谁对谁不对，两人在辩论，结果当然是被老师骂了。

所以，当后来我的理想终于实现、律师执业申请被批准、正式归队时，真不知有多么的开心与激动！

现在回想起当年上海律师恢复起步阶段，真是非常不容易。

1979年，我去四川南路市律师协会报到，后来分到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

在外人眼里，总以为当一名律师，就是穿得干干净净，皮包一夹，法庭上一坐，好像很轻松，其实做律师是蛮辛苦的。

律师事务所当时还没有自己固定的办公用房，记得第一法律顾问处前后搬了十余次，都是些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有的楼梯很狭窄，都是自己动手搬的，还苦中作乐，笑着面对，就这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

我承接的第一个案子是民事案件，第二个是刑事案件，即在崇明法院开庭的杀人案，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为被告人来聘请律师的是其亲戚，说这个小孩以前相当好，年年先进，后来因为参加了赌博，还不出钱，被别人逼得没办法，因而犯法。我觉得被告人年纪还很轻，蛮可惜的，决定去作一下调查。知道崇明农村的路难走，而我从来没走过烂泥路，我就借了跑鞋和背包，一个人去了崇明。坐郊区长途车子到那里，遍地是烂泥，一塌糊涂，难走得不得了，好几次甚至靠手借平衡。一路问询，好不容易找到某乡政府，开始了解这个被告人是个怎么样的人，上述亲戚的说法在当地其他人的口中得到了证实。我办案子还有一个原则，能一并带掉解决的事情就全部要带掉。就是在这个刑事案子中，我又了解到，被告人的妻子为此要与其离婚，这事情我觉得我要带上，帮助解决。我就做他妻子的工作，希望能鼓励他重新做人。后来总算判了一个死缓。听说后来又减刑了。

还有我和周世毓律师两人共同承办的一个经济案子，也令我记忆深刻。案件疑点很多，我们就到三亚去外调。那时候三亚食宿相当艰苦，社会治安也较差。我们带好干粮和冷开水，一起下去调查，访谈了很多人，终于真相大白，证明对方有关当事人背信弃义，虚假陈述，栽赃于无辜的经理。据此，我们带着有关情况和证据，与对方当事人的律师交流，最后案情有了大反转。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了上海组织审理小“四人帮”案件，为王秀珍辩护。当时市司法局有规定，所有参与办案的人员都要集中住在云峰宾馆，不可以回家。但那时候我母亲病得很重，我心里很着急，我知道如果我这几天不陪着，恐怕就送不到她了。在进驻封闭式工作场所的前夜，我抽空去看她时，她问我，你什么时候再来？我还是安慰母亲说第二天下班就会来的。而这竟然是我与母亲见的最后一面。我们母女感情很好的，现在想起这件事我心里还是蛮难过的，难以想象母亲临终时有多么的遗憾和失望。真是忠孝不能两全啊！

一开始我刑事、民事案件都做，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办理民事案件，喜欢发现疑点、追查真相。有一件继承案件，委托人是私生子，已经快开庭了，对方同父异母的哥哥始终不承认她是继承人。我对委托人说，你可以到你父亲抽屉里找一下有关证据，找得仔细点，如里面有纸垫着，你去把纸掀开，看看底下是否有东西。因为我理解这是一般老人的习惯。结果委托人真的翻出来一张其父亲笔写的纸条，写清楚她是他女儿，最后判决她依法继承。所以我觉得做律师一定要心细。

还有一个继承案件，妻妾争产，很有意思。当时妾的几个子女说我们不要分。我认为对老年人的权益保护，应该看得远一点，最好既不伤感情，又全部分清楚，即妻、妾、子女各自应该拿多少的份额，全部分好。否则会有后患的。当事人却不愿意，说“我的孩子很好，都听我的”。没过几年她老了，子女变卦了。要是当初在律师帮助下一起妥善处理好，日后就可以少了一个官司，避免许多麻烦。

我觉得，调查、取证、分析等等，都是我们律师应该做的事情。对在办案中阅卷后分析案情方面，我下了很大的工夫，用了很多的时间，经常晚上伏案看材料，用手支撑着头，自己没注意，时间一长，颈椎疼痛发炎，头颈部出问题了。但每当从案卷里发现疑点问题、理出办案思路时，又是非常的高兴。还有外出调查也是如此，查清楚一个细节、解决一个关键的证据问题时，也是特别的高兴。我经常会开好庭以后，买一块冰砖慰劳自己，一方面又累又渴的，冰砖吃下去凉凉的，好舒服；另一方面是紧张而顺利地开完庭，完成任务后放松一下，开心到心里。

作为律师来说，与法院和检察院的目标是一致的，并不是对立的。办案应该从整体上制约和配合，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法律依据的，哪怕只有一点理由也要辩护。但是没有道理的，应该说服当事人不要硬辩护。当年，我在办理婚姻家庭及继承的案件时，办案的效率很高，我首先帮助当事人理清事实和理由，同时要求当事人庭审时要听我指挥，不要在庭上胡闹，陈述时不要哭，条理要清楚，不要无谓地拖延时间。特别教育女当事人要自强，拿出勇气，据理力争。

记得我母亲一直说，做人做人是做的，不好好做人就不叫做人。我母亲对我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为人处世不搞是非，从不在背后搬弄是非，说三道四。

我带过不少学生，主要有项黎、邹晓音、沈晖、彭庆民，还有小金、小王等大学毕业实习生及短期带教学生等。我对学生要求是蛮高的，要求他们首先要学做人，要积德，要抑恶扬善，绝对不可以违规收费，该收多少收多少，当事人有困难的还可免费。即使后来事务所按规定律师收费提成，我与学生邹晓音两人合作办案时，还会常常为比较困难的当事人免费代理。我对学生要求比较高，同时也蛮体谅他们的辛苦，有什么问题，我总是帮忙解决，不给他们增加麻烦。

在工作质量方面，我经常想起自己的亲身经历的一件小事，那是在上世纪50年代我刚刚分配到检察院时，一次发文拟稿，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误写成“上海市人民检察所”，检察长发现后，不是板着脸厉声的批评，而是让我实地到大门口牌子上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写的。老领导这次深刻而生动的教育，我记得特别牢。所以我要求自己也要这样带学生。每当看到我的学生的点滴进步，我都非常的开心。有一次我和邹晓音一起办一个案子，在开庭的前一天晚上，邹晓音借了辆自行车骑去取证，最后取来了关键证据，得到静安区法院法官的好评，我听了心里特别感动。我对邹晓音说，我虽然是你的老师，也要向你学习。

关于筹办华夏所，那时，市司法局有新的政策，个人可以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体制方面比原来的国办所灵活点。我决定尝试一下，与周世毓、方凤冈等几个人发起设立了合作性质的华夏所。事务所成立一个阶段以后，陆续有新毕业的大学生进来，还有局里派来的人员担任行政工作。作家王小鹰为写长篇小说《你为谁辩护》，专门到我所里实习，跟了我两年，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后面又写了该书的姊妹篇《我为你辩护》。

1995年我70周岁时，当时的政策是年逾70不再执业，有人劝我写个申请，争取继续做下去。我觉得没有必要额外照顾。后来政策变了，可以恢复执业了，我也没有再申请。

市律师协会对我们老律师的关心，我始终铭记在心。我也经常看律师协会发的有关资料，越看陌生人越多，说明后起之秀层出不穷，律师事业后继有人。

采访人：赵老师从小观察社会，立下志向，要做一个好的律师。后来通过努力，终于归队。赵老师特别擅长办理民事案件，是律师恢复重建时期以及发展时期的杰出代表。赵老师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且非常敬业，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不怕艰苦，深入调查，善于观察，细心取证。在办理刑事辩护案件时注意做被告人家属的引导帮助工作，促使当事人新生的同时挽救濒临解体的家庭；在办理继承等家事案件中，从息诉解纷、不留尾巴的角度，不是就事论事，争个输赢，而是为各方当事人着想，向当事人提出好的建议，办理了许多成功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件，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赢得了律师同行、法院法官及当事人的尊重与钦佩。赵老师的办案理念和经验，言谈举止的风度，作为律师行业的传家宝，是不会过时的，后来的青年律师可以从中得到启迪。

刚才赵老师满怀深情地怀念母亲，感谢母亲对自己的教育；她也从带教学生的过程，回忆当年领导对自己的生动教育留下的难忘印象和深刻的启发，并说都“记了一辈子”，令我们十分感动。

赵老师曾在1984—1998年担任市律协一至四届的常务理事、理事。起先，我们秘书处在打印理事名单时，“珪”字在铅字排版及四通打字机的字库里都找不到，我们总是先输入一个“圭”，打印出来再手写加上偏旁。赵老师十余年的任职，我们亦十余年地为“圭”字添加偏旁，既说明赵老师是上海律协的元老，也反映了我们律协秘书处艰苦创业的岁月，印象非常深刻。

赵老师非常和善、充满智慧，举手投足间无不展现出一位优雅知性的形象，赵老师不愧为上海女律师的标兵和楷模。曾与赵老师先后在03招待所及律师会堂里共事，我们感到很荣幸，完全可以这样说：赵老师是我们一生的好榜样！

现在，赵老师伉俪已九十开外，都精神矍铄，经常在大花园里散散步，谈谈心，享受着幸福生活。谨祝赵老师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