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发之初就有我们的身影 毛柏根律师访谈摘要

2017年第11期    作者:采 访 人：李海歌 刘小禾    阅读 10,259 次

采访时间：2016年8月31日

受 访 人：毛柏根

采 访 人：李海歌  刘小禾

采访人：在上海的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律师很少，涉外律师更是凤毛麟角。毛柏根律师从市司法局的外事干部到上海最早的著名涉外律师之一，见证并参与了上海律师恢复重建阶段以及后来的浦东开发，外语水平非常了得！那时有个著名的段子：老外称其为 “BAI GEN MAO”，熟悉的同事们也以英语排列和他打趣开玩笑：毛柏根、拔根毛！他总是呵呵一笑，这就是毛柏根作为涉外律师最早与老外交流的生动写照。后来他长期任律师事务所主任，还担任了浦东新区律师代表团团长、市律师协会的副会长，在行业管理方面也有许多经验。今天就请毛柏根律师来为我们回忆一下上世纪80年代初，从市司法局到律师协会、到第三律师事务所（涉外律师事务所）的这一段历史。

毛柏根：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你们两位到律师协会时间很早，与律师非常熟悉，做这个访谈工作是最合适的。

我1976年3月份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当助理审判员。1980年，司法外事转到司法行政机关管辖，市司法局想把我调过去，但法院不肯放，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来碰巧，司法统计工作从法院转到司法局，于是连工作带人就交换了。

那时司法局与高级法院办公都在一起，福州路209号，局长是鞠华。后来我参加了中国律师代表团，随局领导王庄霄去美国访问，回来就正式调到司法局外事科。之后我担任了局长助理，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但我不安心于这个岗位，一直希望去办案子。

后来，我到华尔街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去实习了一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回来后到第三律师事务所担任主任。当时，三所同时有侨务律师事务所、海事律师事务所、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等四块牌子，挂在新闸路办公室的门口，实际上还是综合律师事务所，多块牌子一套班子，国内案件也办。庄胤生、倪志强等负责海事，王一鸣、郑耐丽、方贤光等负责经济、民事、侨务等，唐正泽、居同匮、蒋鸿礼等外语较好。我们的办公地之前是租在延安中路的延安饭店边上，后来到新闸路1324号。这套房子是用了19万美金买下来的，现在可能值几千万了。那时设立外汇账户，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开的，而是要到市安全局去申请，都是我与时任市司法局副局长的王文正经手办理的。几经努力，终于获批。难得王局长很有眼光，抓住时机，当时为司法局买了很多小洋房，如衡山路、上方花园等。

第三律师事务所逐渐做大了，成为上海涉外的第一块牌子。那时候律师管理部门要求把所有涉外案子都交给我们三所办理，导致其他事务所有些律师对此不服气，这都是当时特殊发展阶段的产物，留有计划经济的痕迹。

1992年，浦东开发之初，我与其他四个律师一起，发起筹建浦东涉外律师事务所。当时李庸夫局长思想很敏锐，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他说，浦东开发将来需要大量的律师，你们现在先去扛大旗，万一失败了也可以再回来。那时他写了一封信给我，我保存了很长时间。他叫市司法局律管处等部门都要支持律师参与浦东开发，我们事务所在展览中心开成立大会时，司法部蔡诚部长题了词，上海市副市长等前来祝贺，各方都相当支持。

当时浦东开发还刚刚开始，多是农田，几乎没有一处像样的房子。我们租住在上海船厂的一栋楼里，该楼还有不少外国的公司、办事处，被誉为“小联合国”。我们大部分业务是做顾问，“抢占”了第一批市场，像陆家嘴、金桥、外高桥等单位，还做股票上市、上市公司顾问等。浦东开发急需涉外、外语人才，我们和外国律师一起做业务，有的到香港上市，H股。这方面我们有原来三所的经验积累，抢了一个先机，机会太重要了，有时机会比能力还重要。浦东开发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我们律师又那么早参与其间，回想起来，蛮有意义的。

后来几届律协领导以及其他一些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中有好几位是从三所、从浦东所出去的，也有的到国外去留学了。我们事务所比较重视引进人才，集中在一起大家相互学习，吸收好的经验，但期间人员进进出出蛮多的。我招聘他们进来，希望大家一起好好做，假如谁有什么不开心，外面有更合适的去处，我也不阻止。他们能力强了，到外面去闯天地，到外面发展得更加好，对我三所、浦东所也是光荣的。我的原则就是来去自由，有的律师出去了又要求回来，我也欢迎。虽然有时我的事务所暂时萎缩了一点，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律师事业的发展。

实际上，我们三所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北京律师那边还没有什么动静呢。但那时上海的管理费收得比较高，结果上海不少律师事务所都到北京去，或回来办个分所。上海没有抓住这个机遇，应该反思一下。当然，从国家层面上而言是好事，整个律师业来说是发展的。

在三所时，有个涉外海事案子，印象比较深。一个雨夜，有条渔船在浙江被国外的大货轮撞翻了，当时不知道是谁，只知道有一条大船开过出事地方。我们律师代理渔民，经过仔细分析案情，并通过海军的观察站，终于查出涉事的是英国船只，于是通过法院予以扣船，迫使对方派律师过来处理，赔偿了几十万元。

我连续担任过四届律协常务理事，第七届律协的副会长，我一直有这样两个观点：第一，律师事务所是民间团体，不能按照序号以一所、二所、三所作为名称，好像是老大、老二、老三……第二，律师不应该自称海事或某某专业的律师事务所，假使自称海事律师事务所，你又不做海事业务，要影响律师名声的。后来在司法部的指导下，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序号、地名、专业名都作了调整。

我还认为，律师事务所有大中小所，这是正常的。律师服务市场就是应该根据需求进行配置。如果全部是大所，都去办大案子了，底层案子没人去办，是不行的。

我原来学的是英语播音专业，较长时间从事外事、翻译工作，不过，我还是觉得做律师更有趣。

我蛮同情上海的一批老律师，他们是创业者，却很少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后来者即中年律师们则充分享受到律师改革的成果。我属于享受了一部分，赶上了末班车。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

我较长时间担任律师事务所主任，一直到2015年止。前几年我还在工作时，尹燕德律师主掌浦东律工委，对我们老律师很关照的。

采访人：今天在这个场合，我们三人共话当年，话题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有共同的工作经历，非常熟悉、非常亲切。比方说讲到209、零三、新闸路等等，它的含义，它后面的所有故事，都立刻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当时的律师协会，80年代创业史历历在目。

毛柏根律师属于跨界的双栖人才，其领衔的律师事务所比较重视引进人才，且管理模式独具一格，从全局高度看待培养青年人才，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事务所眼前利益，堪称律所主任的摇篮、涉外律师的孵化器。

早些年在组织律师协会成立周年庆时，我们找到了一些珍贵的黑白照片。毛柏根律师和韩会长、王会长一起出访日本、美国、香港等地，在域外的法院、律师事务所的合影，留下了那个时代律师对外交流的足迹。

毛律师说，与一批老律师相比，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我们认为，能够理解到这种幸运，其实是一种胸怀。执业律师当会长，副会长，也都是一种付出，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和境界。毛柏根律师给我们留下了专业、开拓、乐观、豁达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