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绿色转型浪潮与中国“双碳”目标的双重驱动下，ESG（环境、社会与治理）管理已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竞争力。2024年沪深北交易所《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明确要求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自2026年起强制披露ESG报告，财政部《可持续披露准则》亦在加速制定，推动与国际ISSB框架接轨。国务院国资委则要求央企将ESG纳入央企社会责任统筹管理，积极应对ESG挑战，提升治理能力与绩效，强化海外机构ESG规范适应。

为助力上海律师了解出海过程中的ESG法律服务机遇，推动国内外政策与ESG法律服务实践深度融合，上海律协ESG专业委员会与国资国企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ESG赋能中企出海：ESG信息披露与风险管理实务”讲座。

本文为第三讲的综述。主讲嘉宾为上海律协国际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晨律师。

一、 反倾销、反补贴及贸易救济合规

在企业出海过程中，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是常见的合规挑战。2024年，全球33个国家对中国发起了196起贸易救济调查，涉及至少100个行业，每起调查背后涉及的企业往往超过10家。其中，印度是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全年达37起，主要因中国向印度出口的商品数量庞大。

从法律层面看，反倾销的核心是“低于成本价出口并对进口国行业造成损害，且两者存在因果关系”。以美国为例，其反倾销调查由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产业损害调查裁定）和商务部（负责倾销与补贴裁定）共同执行，流程类似行政案件：先由进口国企业或行业协会提出申请，经审核后立案，随后向出口企业发放问卷，企业需在30天内提交答辩材料（即“黄金救援期”），之后进入听证会环节，企业可当面抗辩，最终由调查机构作出终裁，若不服可申请复审或诉诸法院。

对中国企业而言，积极应诉是关键。若应诉，即使被裁定存在倾销，反倾销税通常为10%-20%；若不应诉，可能面临100%-200%的惩罚性关税，直接丧失进口国市场。

实践中，部分企业为规避关税，选择将供应链转移至东南亚（如光伏企业），却因对“反规避调查”规则不了解而受损。美国将“在第三国简单组装、产品特征未明显改变”的行为认定为规避，曾裁定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的中国光伏企业仍需缴纳反倾销税，导致企业数亿投资打水漂。因此，企业需在律师协助下，全面理解进口国反规避规则，确保供应链调整符合合规要求。

二、 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

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是企业（尤其是高科技领域）出海的另一大合规难点，两者既相关又有区别。

出口管制针对“可能损害出口国利益的特定物项（货物、软件、技术）”，核心是限制敏感物项的跨境流动。以美国为例，其《出口管制条例》（EAR管制），由商务部工业安全局执行，管辖范围极广：不仅包括美国本土产的物项，还涵盖含美国成分（比例超10%）的物项，以及经第三国转口的相关交易（即“长臂管辖”）。典型如半导体行业，中国企业若想从美国购买英伟达芯片等敏感产品，需申请出口许可，若被列入“实体清单”，则几乎无法获得许可，直接影响生产。

经济制裁则范围更广，基于外交、安全等政策，限制与特定国家、实体的贸易与金融往来，后果包括贸易壁垒、资产冻结、旅行禁令等。美国的制裁力度最强，其“指定国民和被冻结人员清单”（SDN清单）公开披露制裁对象，若企业与清单内实体交易（如俄乌战争中与俄罗斯受制裁企业合作），可能触发“次级制裁”，即便是与美国无直接业务往来的企业也可能被牵连。

两者的关系是：违反出口管制必然面临经济制裁，但经济制裁不仅限于出口领域。企业一旦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SDN清单”等，后果严重，将无法获取美国先进技术与设备，供应链合作伙伴因避险终止合作，也难以参与国际项目。典型案例如2016年中信通信因将美国技术出口至伊朗（受全面制裁国家），被列入实体清单，导致供应链瘫痪，最终以罚款8.9亿美元、7年禁运（禁止美国企业向其出口零部件）达成和解，后续又追加14亿美元罚款才逐步恢复运营。

三、 国际仲裁与律师角色

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争议解决与合规方案设计离不开律师的专业支持，核心体现在国际仲裁与全流程合规规划两方面。

国际仲裁是跨境争议的优选方式。因《纽约公约》覆盖110多个国家，仲裁裁决可在全球范围内执行，而中国法院判决在海外执行率不足5%。但国际仲裁流程（如香港、新加坡、伦敦仲裁中心的规则）与国内仲裁差异极大，长期被英美律师垄断，中国律师需尽快熟悉国际规则，才能协助企业制定有利的争议解决条款（如管辖地与适用法律选择）。

更重要的是，律师需全程参与企业出海的合规建设。从反倾销应诉（协助填写问卷、参与听证会），到供应链调整（设计股权架构以规避关税），再到出口管制与制裁应对（核查物项是否属EAR管辖、申请许可、避免与受制裁实体交易），律师的角色贯穿始终。例如，在设备采购合同中，律师需预判国际政策变动风险（如美国突然将物项列入管制），明确合同中不可抗力、情势变更的适用条款，避免企业因“先付款后交货”的模式遭遇国有资产流失。

此外，企业法务部需与律师深度协作，尤其是在供应链合规环节——传统供应链仅关注价格与产品，而现在需融入法律视角，由律师帮助制定合规流程，确保企业在反倾销、出口管制等领域“不踩坑”，这也是中国企业出海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保障。

四、 绿色供应链与碳足迹披露的合规要点

讲座后半部分聚焦绿色供应链与碳足迹披露，这一领域被视为继数据合规后又一重要合规方向，与ESG紧密相关，对出海企业影响深远。

碳足迹指产品全生命周期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总量，需通过全生命周期评估方法核算。欧盟在该领域立法领先，已出台四部关键法规：

1.《电池与废电池法规》：2023年8月生效，要求出口到欧盟的电池（含电动汽车电池、可充电电池等）提供碳足迹声明及标签，涵盖原材料、生产、回收全环节碳排放数据，制造商、进口商等需主动披露，2026年起还需附加“数字护照”，2027年未采用者将被禁止出口。

2.《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2026年1月1日正式生效，首批覆盖水泥、钢铁、电力等六大行业，出口欧盟的相关产品需提交碳数据申报表，包含单位产品排放量、原产地信息等，由进口商申报但数据需出口企业提供，年进口量低于50吨的企业可豁免，最终目标是助力欧盟2050年碳中和。

3.《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法规》：要求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数据记录，形成“数字护照”，实现全程可追溯。

4.《企业可持续发展指令》、《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2024年7月发布，强制企业披露供应链人权与环境影响，违规最高罚全球营收的5%；德国此前已生效类似法令，要求员工超1000人的企业提交供应链尽职调查报告，涵盖强迫劳动、环境污染等风险。

美国目前相关立法仍处草案阶段，日本等国也在推进类似规定，整体趋势与数据合规类似，各国逐步完善碳足迹监管框架。

对中国企业而言，需关注几类影响：出口欧盟的大企业（如上市公司、国企）、涉及六大行业的出口企业及绿色供应链头部企业，需按要求披露碳足迹，否则面临市场准入受限、客户审核不通过、法律处罚及成本增加（碳税可能使成本上升6%-8%）等风险。同时，需平衡数据披露与国内数据安全法规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律师在其中可发挥关键作用，包括：协助企业建立符合欧盟标准的合规体系（如供应链尽职调查框架），加强ESG合规与供应链管理，开展风险管理与行业合规评估；由于涉及跨境，律师需精通中国及目标国法律，衔接跨境合规要求，帮助企业成为欧盟合格供应商，顺利打入国际市场。这一领域对律师专业化要求高，也为涉外法律服务提供了新机遇。

（注：以上嘉宾观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供稿：上海律协ESG专业委员会

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