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责任年龄应该下调吗江浙沪律师就“犯罪低龄化趋势”展开“撞击”

    日期：2006-09-21     作者：文汇报    阅读：3,334次

    上视新闻综合频道《撞击》栏目、文汇报社会政法部与上海、江苏、浙江三地律师协会等合作举办的《江浙沪律师大撞击》进入了第三场，昨晚的辩题是：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该下调吗？

事情要追溯到2004年7月27日，不满13岁的赵力宝强暴了同村14岁的女孩明芳。由于赵力宝“未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法院只判决他的家人向被害人赔偿医药费等共计人民币

9021元。在判决书下达一周后，赵力宝闯入明芳家行凶报复，杀死了明芳的母亲宋惠丽。而赵力宝得到的处罚仅仅是——1年6个月劳动教养，赔偿受害人9021元人民币。处罚的依据是我国刑法第17条的规定：未满14周岁的人犯罪，被排除在刑事处罚之外，也就是说其无论实施了哪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

围绕这个话题，正方浙江二队李冰冰、丁兴、罗弘韬3位律师与反方上海二队孙彬彬、马赛、周乐多3位律师展开辩论。

正方总观点:在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刑事责任年龄应该适当下调

正方观点之一：一个14岁少女的纯洁和健康，一个母亲最宝贵的生命，只换来施害人一年半的劳教和有限的赔偿，是法律“合法”地制造了这种情况，这种处罚不足以安抚和补偿受害人，应当适当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以有效地遏制犯罪低龄化的趋势。现有的刑事责任年龄标准是上世纪70年代确立的，难道一定还要固守30年前的标准吗？在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的形势下，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普遍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英国、我国澳门也已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纳入议事日程。

正方观点之二：在未成年人管教所里，很多少年犯在痛哭流涕，决意悔过自新，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好的教育吗？刑法本身具有教育功能，通过刑法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进行关怀，难道就不是一种良策吗？因此，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让青少年认识到行为将要发生的法律后果。

正方观点之三：家庭、社会的引导和关爱固然重要，但有效地惩处未成年人犯罪，不更能让人刻骨铭心吗？社会在呼吁与时俱进，刑法也需要与时俱进，在加强对未成年人良知教育、行为引导的同时，通过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方式去适应时代的变化，更能取得标本兼治的效果。当越来越多的问题少年在社会中游荡，当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懂得利用刑事责任年龄去逃避法律的惩处，首先要做的是唤醒，唤醒未成年人对法律的尊重和畏惧。而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就是直接有效的唤醒方式。

反方总观点：有关刑事责任年龄条款是无须修订的，遏制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另有良策

反方观点之一：未成年人的生理成熟是否等于心智成熟？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在面对良莠不齐的知识和诱惑时，未成年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并没有随着生理的早熟而早熟。家庭、学校、社会应当承担起教育引导未成年人的责任，通过粗暴的刑法来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实质上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严重的不负责任。刑法是社会防卫最后的最为严厉的一种手段，重刑、苛政从来都不是治理犯罪的良策，刑法制度的轻型化和社会管教的人性化才是发展的趋势，遏制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不应当采用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年龄与未成年人犯罪增加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反方观点之二：手握刑法“大刀”，并非治病救人的良药。在未成年人犯罪调查中，出自溺爱型家庭的犯罪青少年占27%，出自离异型家庭的占19%，辍学、失学的占34%，这才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原因。不能把责任完全推到未成年人身上，不能通过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对他们进行惩罚了事。

反方观点之三：信奉刑法万能主义，认为利用刑法就能解决社会问题，这实际上是舍本逐末。刑事责任年龄下调，是一个将社会责任推向孩子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一个国家不去反思社会问题，不去反思教育问题，不去依靠更有效的手段，渐渐依赖于刑法去解决社会矛盾，这将会是怎样一种局面！本报记者徐亢美顾一琼整理

《江浙沪律师大撞击》下期预告

今晚，上视新闻综合频道《撞击》栏目将播出《江浙沪律师大撞击》第四场节目，“撞击”话题为：网上私自通缉小偷，可以吗？本报将于明日摘要刊出节目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