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访者:双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梅宇轩(Alexander May)
FT中文网(“F”): 在中国新《劳动合同法》即将生效之际,出现了华为劝员工主动辞职和沃尔玛、LG等公司裁员的消息,在您看来这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梅宇轩(“M”): 很明显,许多公司正在重新考量它们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我不知道华为的考虑是什么。但解雇一个为公司工作了5年到10年的老员工,本身就已经违背了现有的劳动合同法——所以,华为更可能并不是要解雇这些员工,而是要重新和他们签订劳动协议。毫无疑问,《劳动合同法》生效后,老员工的福利和待遇会有所提高。
F:一般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应对政策的方面,总比外企快一拍。您认为在这个事件上也是这样吗?
M:也许如此。但我认为很多中国民企存在用工不够规范的问题,比如有时对员工待遇不公。相比之下,外企员工通常薪酬更高,待遇也更好。也许民企反应如此灵敏,是因为它们利润率更低的、受政策影响更大的缘故;此外,他们一般和员工订立的是集体合同。而外资关心《劳动合同法》,主要是因为外企雇员工资水平更高——这部法律出台后,在相同条件下,外企的人力资源成本的增长也会更高。所以,外资主要是从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F:这部法律主要保护的是劳动者权益吗?这样对企业是否公平?
M:从不同角度观察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对雇主好的法律,也许对雇员并非福音。所以,政府的职能是平衡各个集团之间的利益,而不是取悦所有人。雇员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政府要保护弱势群体就很好理解。
对企业来说,一切都是做生意的成本。但这部法律会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企业成本的增加,不能一概而论。
F:一些民企已经开始担心人力成本的增加会导致“中国制造”价格优势的丧失了?
M:近年来,中国的法制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劳动合同法》只是这些变化中比较小的一个。象其他因素一样,它对预算会有一定影响,公司必须一如既往地吸收成本、保持竞争力。人力资源总监或者公司法律顾问可能认为问题很重大,但对公司来说,要增长就要有雇员。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员工工资只是公司成本里非常有限的一部分。
对公司来说,这部法律有点象一剂中药,喝得时候会有点难受。所以有的企业会赶在新法生效之前支付员工的工资,避免长期合同带来更大的损失。
但中国经济向好,这是无庸置疑的趋势。比较投资环境,印度不是中国的对手,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基础设施方面。即便新法生效,除了中国,你找不到哪儿有这么多不贵的劳动力,不断发展完善的基础设施,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对外资的吸引一如既往。
F: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政府出台了这部新劳动法呢?
M:也许这也是“和谐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中国贫富悬殊,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是非常必要的。中国选择的是社会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海量资本吞吐其中,有很多有钱人,也有很多人搭不上飞速发展的快车——政府得让这些人不要落后太远,让他们过得好一点。搞资本主义不容易啊。
从时机来看,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公司口袋里越来越有钱,出台这样一部法律正当其时。
F:按这样的出发点和思路,《劳动合同法》帮不帮得到低收入的劳动者呢?
M:如果雇员们对自己的权利根本不了解,法律也就是空话——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获得书面合同。对低收入群体,他们往往把就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既害怕去询问,又不敢站出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他们太想要那份工作了。他们不喜欢冲突更惧怕成为冲突。
F:企业应该如何平衡利润和社会责任的关系呢?
M:中国是所谓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她比美国任何时期的资本化程度还要高。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平衡好资本主义的贪婪和社会责任的关系。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企业以赢利为生存的第一要务,中国也有句老话叫“无利不早起”。但如果雇员们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利润的最大化也就不可能实现。
因此,即便新的劳动法增加了一定成本——如果因此能令员工更加积极工作,就会创造更大的价值。从长远来看,这是利大于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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