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立法“试错”是一种法治责任

    日期：2009-01-04     作者：倪洋军    阅读：1,577次

 记者近日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获悉，今后重庆开放工作创新有了容错机制的保障，免除促进开放工作创新者的后顾之忧，保护开放工作的积极性。（2009年1月3日《新京报》）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和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奋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落实“三不”要求，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而深化改革，促进开放，思想僵化，按部就班，固步自封，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解放思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而“试”和“闯”，由于没有固定的模式，就难免会出现差错，但是只要程序符合规定，未谋私利，就不应该加以指责或处罚，否则很容易挫伤干部群众开放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使改革停步、开放退步。

1月1日正式施行的《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规定，开放工作效果不好，或者造成损失，只要程序符合规定，未谋私利，可以减轻或免除有关人员的责任。同时还规定，政府对于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未规定的事项，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先行尝试。政府还可对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土地流转、财政金融和社会管理等事项进行更多的改革实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的颁布实施，正是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精神、促进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的明智之举、创新之举、务实之举。

其实，重庆市允许政府“试错”的做法，是与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一脉相承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认为，搞理论争论，就会贻误时机，错过发展机遇。空洞的争论无济于事，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应该大胆地实践，大胆地试，先不要下结论，干了再说。邓小平一句“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风趣幽默、释理简明的话语把改革面临诸多复杂问题化繁为简，不啻给了社会思维的一副清醒剂，也开启了中国30年飞速发展。其实，邓小平“白猫黑猫论”的核心和精髓，坚持的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完美结合，强调的是一种实干精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对邓小平“白猫黑猫论”的理解上，少数领导干部出现了偏差，也走了不少弯路。他们往往满足于坐而论道，片面理解邓小平的思想和理论，不能很好地与实际相结合，盲目行事，缺少一种实干精神。“白猫黑猫论”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条条框框出发；一切要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出发，社会主义是靠干出来的，不是靠讲出来的。“白猫黑猫”无疑倡导了一种实干精神。也正是这个理论的实干战略，开启了中国人的思想之门，保证了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使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绩。

深化改革，促进开放，要求我们坚持一个方向不动摇、瞄准一个目标不懈怠、秉承一种精神不折腾，既要解放思想，更要实事求是，在鼓励大胆试、大胆闯的基础上，对不是“人为”造成的过错、失误，要坚决地予以保护，相反，对那些明显程序不合法、诚心谋取私利的假借改革开放之名而搞的“瞎折腾”、“乱作为”，要坚决地加以惩戒和处罚，真正树立一种风清气正、崇尚实干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当然，在中国的党员领导干部中，堪称解放思想的急先锋和创新派的，并不在少数。比如说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仇和，曾经在昆明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大讨论动员会上，动员大家要把握发展大势，树立“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不断创新求变的求索作风。尽管仇和一直争议不断，但是仇和其也正因为“大胆”解放思想而先后荣获“中国改革功勋(贡献)人物奖”、影响中国改革30年30人“改革之星”称号以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杰出人物”和“社会人物”两项大奖。

但是，促进开放“容错”，不能靠哪一个人说了算，而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制度的规范明确下来，一把尺子量到底，一碗水端平，才不至于出现“人治大于法治”的不正常现象的发生。重庆市以立法的形式允许政府“试错”，无疑是给全国各级党委政府如何深化改革、促进开放提供了样本和示范。但是，值得推广，不是照搬照抄。一个地方具有一个地方的特色和特殊情况，重庆市的有关政策规范绝不能照搬照抄到别的地方，必须结合地方实际，并且在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和前提下，制订和完善各地的条例、法规，否则，就又可能陷入形而上学和本本主义的条条框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