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草拟国庆60年实行特赦提案

    日期：2009-03-02     作者：朱春先    阅读：3,005次

 “我希望得到特赦。

”2月9日，熊振林在接受审判时，突然提出的这一要求，让所有在场人吃惊不小。

作为一个犯下惊天命案的特大杀人犯，熊振林在被司法部门抓捕之后，意念中闪过的这个念头，成了他在法庭上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事后，有关部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熊振林获得特赦的机会，几乎没有。但他提出的这一话题，却广泛地引起了包括法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激辩。

争议的焦点是，建国60周年，作为国家大庆，该不该对刑事犯罪人员实施特赦。两方的观点同样尖锐。

熊振林请求特赦

2009年1月4日晚，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洛阳镇发生一起特大凶杀案，熊振林杀死8人后潜逃。一段时间后，熊振林落入法网。

“我其实是一个本性并不坏的人，只是因为婚姻受到挫折、感情受到打击、生意失败，在酒精刺激下做了坏事，给别人的家庭带来了伤害，我深表后悔和自责！深表歉意并愿意积极赔偿！”落网后，和所有的刑事犯罪份子一样，熊振林也开始“悔过”和“认罪”，但人们看到的是，更多的客观原因和对自己的标榜性辩白。

在看守所中，熊振林分别给律师和记者写了两份《申请书》。1月29日，他又接连写了两封《悔过书》。熊振林在《悔过书》中写道：“这个人聪明、善良，头脑灵活，吃苦耐劳，而且年轻力壮，恳求党和政府给我一个生的机会。我会加倍努力，回报社会，多做一些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事。”

“逝者已去，我深表自责和歉意！党和政府如果能给我一个生的机会，让我在劳动中自责，在汗水中灵魂受到鞭打，心灵得到洗礼，获得重生，我感恩不尽！”

熊振林不想死，这在他的悔过书中已表露无遗。很显然，他将自己生的希望，寄托在即将到来的祖国大庆。他知道，再过几个月，就是国庆60周年，“如果国家在国庆期间实施特赦，他就有可能得到轻判，至少留住一命”，一位法学专家在解析熊振林的上述心态时说。

特赦与打击犯罪不相悖

熊振林在法庭上请求特赦一事，经媒体报道后，立即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不少法学界人士指出，国家在大庆之际实施特赦，于法有据。“当然，如果今年特赦能施行，并不针对熊振林这样的恶性犯罪份子。”

新中国刑法学的奠基人之一、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的建议，成为支持特赦派的一个代表性观点。

高铭暄说，利用60周年大庆的机会展示国家成就、进行阅兵都是必要的，此外，对已经改恶从善、有良好表现的服刑人员，依据一定条件提前释放或者减刑，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彰显国家恩德。他强调，这也是一些法律学者正在酝酿的意见。

“特赦制度本为宪法所规定，与打击犯罪并不相悖。”

高铭暄表示，赦免制度由宪法规定，决定权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国家主席签署特赦令。

“赦免和打击犯罪是两手。对严重犯罪分子该打击要打击、该判重刑要判重刑。”高铭暄认为，就像有重病就得进医院，该判的罪犯就应该进监狱；如果病人痊愈，符合出院条件的就要出院。

“特赦可以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并不是无限宽和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赦免。“没有悔改表现，没有改恶从善表现，对社会危险性还很大的，决不能放出去”。

据了解，从1959年到197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历次宪法先后作出过7次特赦决定。第1次是1959年，特赦经过一定时期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第2～6次，特赦经过一定时期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第7次是1975年，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反对节日期间特赦”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为专家的特赦建议叫好。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市民，为记者讲述了一个略带调侃的“故事”：有一天，他的师傅突然对他说，自己想犯罪，进监狱，理由是将来有特赦。

“我对师傅说，现在没有特赦了，你进去就别想出来，更不要指望我给你送饭。”

“有的，特赦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师傅说。

师傅意识到他对这话有所怀疑，就拿出一张纸给他看。他拿过纸张念道：“精神病院管理网络化，病人可以随意上网以表言论……”没念完，师傅一把抢过去，说：“不好意思，拿错了，这张本来是我打算进精神病院才给你看的。”说完又拿出另一张纸来，他一看，上面写的是：法学专家高铭暄认为赦免和打击犯罪是两手。对严重犯罪分子“该打击要打击、该判重刑要判重刑”。就像有重病就得进医院，该判的罪犯就应该进监狱……

这是以一种灰色形式，表达反对特赦的观点。

显然，法学专家的观点更直接一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副教授时延安就公开表示，“我反对在国庆或者其他节日期间进行大赦或者特赦。”

时延安认为，赦免制度不应再被看做“仁政”了，而是对某些人或者某人不需要再施以刑罚或者不需要施以重罚，例如死刑，在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经严格的程序才偶尔实施。为了渲染、烘托社会和谐气氛而进行赦免，显然是不符合赦免制度的基本根据的，反倒会引起人们不必要的质疑。

“我本人主张，对死刑犯可以设立特定的死刑程序，这在美国、日本等保留死刑的国家都有，对于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有好处，而且很多死刑犯虽然罪行极其严重，但是有充分的悔罪表现，再犯可能性比较小，应该考虑给予特赦。”

全国征集签名

就在法学界对国庆特赦争论不下之际，湖南省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律师知识产权维权协作网理事长杨金柱，已经把推动特赦行动付诸实际操作。

据记者了解，2月22日，他已经将一份草拟的《关于国庆60周年对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的提案》，通过各大网络论坛，征集同行意见，并在联系有关机构，试图将该提案上传有关部门。

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杨金柱坦言，他个人认为，推动特赦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一是可以激活特赦制度，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赦免法》，使特赦成为国家法治常态；二是有助于彰显国家博大胸怀，树立国家自信形象；三是有助于激励其他服刑人员改恶从善；四是已经弃恶从善的服刑人员被特赦以后，将对社会作出贡献；五是有助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等等。


据了解，日前，杨金柱已通过各种途径，向全国律师征集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