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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驻进大律师
日期：2009-09-03 作者：四川农村日报 阅读：3,529次
还记得电影《秋菊打官司》里那个倔强的秋菊吗？她走上信访之路，终究把村长送进囚车……这一路，秋菊走得十分艰辛。看完后你不禁会想，如果当时秋菊能像城里人一样，一开始就能找到律师咨询司法权益，她是不是会少走很多冤枉路？
律师，对于普通农民来说，似乎稍显遥远。随着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无数“秋菊”对法律更加渴望，维权意识逐渐觉醒，“秋菊的世界”与“法律的世界”正呼唤桥梁，法律服务亟待下沉到基层。
而“一村一律师”正是司法服务下沉到田间地头的典型实践。我省开展该活动已两年多，效果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为此本报记者赴我省“一村一律师”发轫之地成都市温江区一探究竟。
8月19日一早，温江区寿安镇天源、天星两村的驻村律师丁松林，从成都赶到村上开始“上班”。解答完两位农民的土地承包咨询后，丁律师按之前和村民张宗文的电话约定，来到他家，晓之以法，动之以情，不多会，这位老上访户就稳定下来，逐渐打消了再次上访的念头。
“有问题找咱村的大律师！”在温江，这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口头禅，全区111个村、社区目前都已配备了驻村律师，农民从此有了自己的“私人法律顾问”。
故事>>>
实打实服务做农民贴心人
两年多来，不管是劳动纠纷、婚姻家庭，还是日益凸显的土地承包、产权改革等问题，繁杂的农村法律问题背后，都闪现着驻村律师的身影。
在寿安镇司法所王国良所长办公室的墙上，有一面“一心为民”的锦旗，落款是包括赵玉在内的24位村民——锦旗是送给驻村律师丁松林的，背后则是一段曲折的故事。
赵玉等在成都科嘉皮业公司打工，2007年，科嘉公司因亏损宣布解散，却根本不提保险和补偿金的问题。为此，赵玉等人多次找厂里协商未果。“厂里两三百号人，十之八九都放弃了，我们24个人相互打气，坚持讨个说法。”赵玉告诉记者，当时感觉很无望。
山穷水尽之际，村长提醒赵玉，你怎么不找咱们的驻村律师？赵玉才想起家里曾有张便民联系卡，她忐忑地抱着尝试心理，联系了驻村律师丁松林。
没想到丁律师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赶到村上。他劝大家不能过激，按司法程序先提请仲裁，于是丁律师决定向温江区法院提起申诉。在据理力争下，科嘉公司被判赔偿，之后十多天，科嘉公司一直没有上诉的意思，就在赵玉松了口气、丁律师着手写强制执行申请时，在申诉期最后截止前1个多小时，科嘉公司突然上诉，让丁律师和赵玉等措手不及。
“当时想放弃算了。”赵玉很委屈，“我们农民生怕遇到这种麻烦事。”
然而丁松林义无反顾地挑起担子，不仅如此，按协议，律师代理诉讼是可以按规定收费的，一审时他只收取了少量油钱，而二审则完全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最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玉等24人共获经济补偿30余万元。
按理说，案子判了丁松林就可以不管了，但他并未撒手，执行阶段也跟到底。他通过私人关系协调各方面，最终使得赔偿很快兑现。“一个月左右就拿到钱了。”赵玉说，“丁律师耐烦得很，有了这样的好帮手，咱们农民腰杆才硬起来。”
“前前后后我跑了二三十次，一个来回开车都要三个小时。”但丁松林不觉得累，“能为弱势群体鸣不平，非常欣慰。”
正宗社区七组的周国泰至今还保留着李忠富律师画的一张草图，简单的关系图将他家很复杂的家庭财产纠纷算得一清二楚。
周国泰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很早就分家了。今年元月，小儿子周平猝死，撇下妻子王珍和2岁女儿。与大儿子分家后，周家曾获得拆迁款88万元，除去新购房款开支等余下60万，如何分配成为让人头痛的问题。因为周父与周平共同生活，经济并未独立，因此周父要求儿媳王珍再补偿28万。但剩余安置费被儿媳妇王珍早已借给娘家，王珍便以当初分家长子也分一半以及养育孩子为由，只愿分20万给周父。
争来争去，他们找到村调解委员会主任洪秀珍。“以前遇到这种问题很茫然，都是根据经验叫双方互相减价退步，一点点磨。往往很难达到平衡。”洪秀珍说，村上协调多次，都没效果，眼看着这一家人因此结下仇恨，很着急。
洪秀珍赶紧给“高参”打电话，请求支援。李忠富赶到村上，经过初步了解情况，他确定了“先析产，再继承”原则。在调解会上，他拿出一张纸，将枯燥的《继承法》生动化，一点点画起了关系图：因为周平女儿尚幼，没有创造财产，于是将家产按照4：6分割，周父占40%，而再将王珍所得的60%分出一半属于周平的份额，作为遗产再行继承，4个继承人均分，最终周父周母共得总财产的55%。
李律师的 “关系图”，简单明了，合情合法，让在场的双方都很服气，连周围的群众都心悦诚服，普法也悄然进行。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只有把问题一点点给农民分析透，他们才会从内心接受。不然，虽然有时候妥协，但心里一直是个疙瘩。”李忠富说。
“如今，能解决的我们自己搞定，太专业的我就请‘高参’相助。”洪秀珍笑道，通过QQ问、电话聊，她随时与李律师保持联系。
做法>>>
帮手好不好村民说了算数
“原来没有驻村律师，群众遇事情，往往干着急没办法；或者私下解决，弄不好就小事成大事，民事变刑事；再或者找村干部，而有些干部也许方式不当也许公信不足，使得简单问题难以解决，甚至导致矛盾激化。”温江区司法局局长刘静说。
2006年7月，温江区率先在全省提出“一村（社区）一律师”活动构想。2007年，温江将此项工作列入十大惠民行动，区财政专门拿出财政经费用于律师的工作补贴，从37万增加到2009年的55万。
从此，“大律师”每月一次坐班驻进了“小村社”，免费解答群众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为纠纷化解提供法律帮助等司法服务。温江区司法局还制作了2000个律师法律服务便民公示牌、10万多张便民联系卡。温江区司法局副局长邓小丹说，村民只要拨打卡上的律师电话，就可以24小时免费获得法律帮助。
一来二去，驻村律师们在村民眼里，成了不住在一起的好“邻居”、好帮手。
“有时候半夜村民都会打电话过来咨询法律问题。他们是把我们看成救星、亲人才会这样做。”丁松林看来，质朴的村民找他咨询，是考虑再三的，如果律师再不帮忙，农民更会失去信心。
丁松林奔波5次，帮助在沙场摔残的打工者刘江讨回拖了2年多的赔偿后，刘江拄着拐杖给他跪下，那一刻丁松林觉得怎么辛苦都值了。“刘父哭着说他们只敢想讨个三四万，没想到赔了七万。”丁松林说，农民的这种“我的就是我的，你的我绝对不要”的朴素维权理念多次打动了他的心，“我的第一感觉不是成就感，而是觉得他们太需要法律帮助了。”
渐渐的，丁松林和村民们处出了深厚的感情。天源、天星村的村民看到丁律师到村上了，干活都停下来，围着他拉家常；有的还经常打电话邀请丁律师来家里吃饭。
“这种精神收入比金钱重要。”丁松林说，其实当驻村律师对自己也有益处，从长远来看，随着农村的法律需求越来越多，这对律师的案源扩大也很有帮助。
随着村民法律需求日益增多，对“邻居”们常串门的渴望也在增加。针对这一情况，今年4月，温江区司法局在永宁镇整合镇上驻村社区律师力量，派出律师每周四在镇政务便民大厅坐班。“这保证了律师就近服务每周不断档。”邓小丹说。
帮手好不好，村民说了算。2008年末，温江区天源村支部书记代仕群带领村民代表，认真地在一张表上给“邻居”打勾提意见，丁松林得到的评语是“满意”，村民的满意最终变成丁律师办公室摆放的一张优秀证书。
在司法局，记者翻阅厚厚的测评表，发现对于少部分没有尽到责任、甚至面都没见过的律师，测评表上的意见也相当直率、辛辣，大部分表上都有着希望律师再多到村上走走的建议。
“我们还通过村民参与坐班登记、电话畅通情况、办案与报酬挂钩、个案奖励等方式，综合地对签约律师进行监督考量，再发放补贴。”邓小丹说，去年温江区司法局还更换了6名驻村不合格的律师。
升级>>>
列席两委会把关基层决策
2008年，温江区寿安镇党委书记王泽轩在某次会议上举了个例子：一位村民走进办公室，举着一张法律服务便民联系卡告诉他，王书记你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办，我已经咨询过驻村律师了。“现在村民有帮手了，我们必须提高依法行政的意识。”王书记笑道。
的确，法律援助应该不仅仅停留在农民出现法律需求时送几场“及时雨”的层面上，而应该为整个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建立一套法律决策意识及机制。
今年3月，寿安镇天源村召开村民大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大会有个客人列席，他就是丁松林律师。“开会前几天，他们就打电话告知，我也做了一些思考和准备。”丁松林说。
村民这次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农村超生娃娃的问题。
超生按规定要向国家缴纳社会抚养费，但有些人宁愿缴费也要多生，影响很不好。不仅如此，超生的娃娃将来还是要上户，得分地，就要分享集体经济待遇。
产权制度改革后，很多村民就不乐意了，“超生娃娃本来就不对，凭啥还要分我们的土地？”大家议论纷纷，却拿不出主意，有人把目光投向了一旁聆听的“帮手”。丁律师成竹在胸，把思考后的想法讲了出来：既然土地属于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超生户应该向所有成员支付费用，数目也不小，这样既可以使得村民利益得到补偿，也能有效抑制超生之风——这个富有创造性的建议得到了村民的一致认可，最终表决通过，形成《天源村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章程》，丁松林律师不仅审核细节，还亲手打印成文。目前，这一做法已经在寿安镇全面推广。
“现在我们的村规民约制定都要通过村里的大律师审核把关。”天源村支书代世群说，
而这所有的尝试均来自丁松林律师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让党员律师列席村党支部会议，非党员律师列席村委会，参与村上决策和管理。
“这既可以增强基层干部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管理事务能力，也能提前防范和减少决策、管理中的法律风险。”邓小丹说，丁律师的建议、尝试和区上的思路不谋而合，今年8月7日，温江区下发《关于实行驻村（社区）律师担任村（社区）法律助理的通知》，正式将驻村律师列席村两委会的做法在全区推开。
（文中部分案件当事人系化名）
记者手记>>>
一村一律师 四两拨千斤
政府埋单，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用少量投入换回的是社会成本的巨大节约，同时还减轻了农民负担。
“两年来，村民村干部的法律意识和素质提高非常快。”丁松林律师告诉记者，“天源村有个纠纷，村上的张主任咨询我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他说的已基本对路了，水平比我刚和他接触时大大提高。”
粗略统计，温江区驻村律师共提供各类法律咨询10206次，代写法律文书396份，代理民事诉讼案68起，开展法制宣传273场次，培训讲座118场次……“一村一律师”制度正深刻影响着当地农村基层组织、村民的观念和行为。
温江是个缩影。记者发现，“一村一律师”目前也存在着律师积极性不高、村民及基层干部重视不够等问题。这项机制能否长效发挥作用，还需要政府在资金、政策上加大投入，将政府的服务行为与律师的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而律师作为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也应增强社会责任感，更多地走进农村这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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