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时报：权力任性之下，法律只好任人揉捏

    日期：2007-07-31     作者：毕诗成    阅读：1,487次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经贸局违法出台“33号文件”，一夜之间让拥有价值数千万元资产的榆次汇隆造纸有限公司以800万元的底价拍卖给了个人。经过两级法院4次审理，2006年11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33号文件”违法；榆次区政府拍卖汇隆公司的行政行为违法，判决其赔偿张春江365万余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判决下达9个月过去了，张春江依然没能从榆次区政府要回一分钱(7月30日《中国青年报》)。

榆次区政府拒不执行的理由听起来很充分：“300多万元也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不能随便给。”从爱惜老百姓血汗钱的角度，这样的“吝啬”好像很值得赞许，但若有此等精神，何来此前贱卖企业的滥权行为？

政府觉得法院的判决不公，是否可以拒绝执行？任何人都有提出不同意见的权利，政府部门也不例外——但这种意见的提出是有渠道、程序可走的——在经过多次审理，高院作出终审判决的时候，即便还有意见，那也要对判决无条件执行，如果对判决结果仍然不满意，在执行完毕后，可申诉，经法院审查通过的，可进入再审程序。

遗憾的是，公然利用手里权力与法律对抗的“负面典型”比比皆是。就本质而言，这仍然是长期存在的权力任性的延续。

有人质疑当地法院，只敢冻结政府资金，不敢依法把资金划拨给原告。依我看，在地方法院受地方政府掣肘较多的环境下，一个基层法院能冻结政府的资金，真的是很不容易了。要期待用法治来保障社会的最终正义，就必须从用人权、财务权、制约权等各个方面加强基层法院的独立性与权威性。

当地政府为什么就敢贱卖股份公司？官员为什么可以对法律“选择性”利用？一个市级法院为什么不敢对区政府“依法强制执行”？权力的任性者是否应该为此付出必要的代价？发生在榆次区的官司显然可以成为一个剖析基层法治水平的标本。

（责任编辑：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