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月，时任上海市市长应勇在《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全力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合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应勇表示，要继续推进长三角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产业协同、生态环境、市场体系等合作项目建设，健全区域养老服务、医疗卫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合作机制。

我们认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方向不应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和民生保障，还要着眼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协同发展，特别是在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防范、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等问题上，长三角联防联控要发挥更重要的示范作用。

以此次疫情防控中“嘉昆太”地区联防联控为例。嘉定地处上海西北，西侧安亭镇与昆山花桥接壤，北面朱桥、华亭与太仓、浏河毗邻，作为江苏入沪的主要道口，对于上海地区的疫情导入防控，有着重要的战略防御意义。然而，由于上海、江苏两地的政策发布、管理措施并不完全同步，还是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防疫政策的不统一。苏州市在2月9日之前就正式下发了通知，对于非本太仓、昆山的常住人口入区进行劝返，同时关闭了部分高速匝道出口，由此导致许多高速上行驶的车辆无法进入昆山、太仓，集中性的通过嘉定导入上海，给入沪道口的疫情监测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样的劝返政策，上海是于2月11日之后才正式公布的，足足比江苏晚了3天。因防疫政策的不协调，“嘉昆太”联动中只要有一方率先采取封闭措施，就会给另外的地区造成巨大的压力。

2、管理措施的不同步。如前所述，部分重点地区的来沪人员为躲避道口监测，会提前下车，翻越高速栅栏通过乡间小道，步行几公里绕开监测站。这就形成了监管上的盲区，给疫情的蔓延增添了巨大的风险隐患，道口执勤对此几乎无能为力，要靠两地基层组织、尤其是村镇的基层单位开展联防联控，方能予以遏制。如果仍然“各扫门前雪”，无疑将挂一漏万。

3、疫后恢复的不协调。许多在嘉定、甚至上海市区工作的人，都在太仓、昆山置业，通过轨道交通、高速每日往返上海、江苏。当前，为保障企业、员工有序复工，“嘉昆太”三地联合开通了《工作通勤证》、《临时通行证》，以便快速过卡入区。但由于该事项的审批由各街镇（管委会）自行负责，导致差异性较大，不是所有人员都能如期获批。同时道口在对接上也存在问题，由于对过卡车辆不能有效甄别，经常导致道口车辆严重积压，车行不通畅等问题。

“嘉昆太”三地联动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典范，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整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当前所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主要归结于以下几个原因：

1、长三角一体化注重经济领域、民生领域的合作，从而弱化了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提升。在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所有的资源无一例外优先运用于经济发展、民生保障，而在社会治理、特别是联防联控方面罕有深度合作。

2、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作为三省一市的协调议事机构，缺乏处理重大疫情、公共安全事件的处置经验。在处理重大疫情、公共安全事件时，需要充分发挥协调议事机构的作用，相互配合、相互支持，防止因地方本位主义而产生的各自为政。

3、顶层的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基层的治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联动的治理框架有待进一步健全。疫情给我们的基层治理水平、尤其是跨区的联防联控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我们应当建立常态化的区域合作治理模式，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鉴于对上述问题的理性认识，我们建议：

1、将社会治理的跨区合作纳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计划纲要，打破行政壁垒，建立对于重大疫情及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的应对决策机制，着力打造统一规范化的社会治理体系。

2、将社会治理中的经验、技术优先导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之中。一体化区域内共享“智慧公安”、“雪亮工程”、“个人征信”等技术成果，推进基层共建共治格局的形成。考虑建立跨区医疗联合体用于防范疫情，对突发性传染病进行集中收治。

3、充分发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作为协调议事机构的能力，并将区域的社会治理联动常态化。着力提升在突发事件应对、重大信息发布、特殊物资调配等方面的协调能力，有效避免政策冲突、资源浪费及重复劳动等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