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历史的拐点

    日期：2007-10-19     作者：朱洪超　    阅读：3,715次

    1977年的冬天，注定要被世人永远铭记和感激：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会议在北京召开，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都可以参加高考。（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平地一声雷！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在这春意涌动的冬天里，被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重新开启了。随之而来的两场高考使神州大地像初春般有了第一枝青绿，并逐渐绿满大江南北。
1977年的冬天却是人才的春天，法治的春天，“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1966年“文革”狂风突起，高考制度代之以“推荐”。很快“推荐”的弊病暴露无遗：学生文化水平低下，学校秩序混乱，以“公平”之名行“走后门”之实，完全看背景、门路、关系，无权无势无关系者基本不在“推荐”之列。不少人怨声载道，感觉生活没有希望。但因是“文革”的“新生事物”无法改变。实践告诉我们，废除高考制度是对教育的摧残，对知识的否定，直接导致了“人才”断层，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社会准则，是对“人治”的推波助澜。高考制度恢复，人们重新开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公平、公正重新萌芽；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人治和法治”的大讨论，吹响了法治建设的号角。
站在当下的历史结点上，我们发现恢复高考表面上改变的是教育制度，但本质上是尊重人才、推行法治之理念的转变，对于改变当时百废待兴、人才极缺的状况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律师业也不例外。
“人治”和“法治”的转变是党的治国理念的根本转变。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这是法治理念的重新崛起！
1977年的冬天也是许多人的人生拐点。许多人至今仍认为人生是从小平复出真正开始的。这么多年来我们仍习惯这么一句话：“如果没有邓小平，我现在还是个泥瓦匠”，“如果没有邓小平，我现在还是赤脚医生”……话里的身份可以无尽更替，但不变的是话中的追忆与感激！高考给了多少人发挥自己才智、实现自己梦想的可能啊！恢复高考后培养出的80年代大学生，现在活跃在国家许多重要的岗位上，是国家的中流砥柱。“许多人从田间地头走来，走到了今天执掌中国命运的位置。”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律师也是恢复高考制度的受益者，恢复高考第二年我进入大学，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当时“人治”与“法治”的大讨论直接波及校园，为此学校里组织了几次模拟法庭，大学的学习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依法治国”的重要性，让我初步了解了律师雄辩的口才、丰富的法律知识以及敢于和公诉人进行唇枪舌剑的对抗勇气。从那时起，我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支点和定位，找到了自己人生命题的终极解答：我决心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国的律师事业！目前，上海律师界的中坚力量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的几届大学生，来自复旦、华政等学校。
20多年来，律师制度也沐浴着历史转折的春风，作为中国民主与法制建构的重要内容获得长足发展，业已成为法治建设中一支不可或缺、富有朝气、充满生机的力量。
让我们永远铭记和感激1977年的冬天吧！她恢复了中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意识，吹响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号角，迈出了“人治”向“法治”转变第一步；她培养了一批批各方面的人才，为国家各行各业不断地输入新鲜血液；为中国法治建设和律师业的发展打下了根基，并赋予了中国律师不断向前发展之动力。
让我们在新的机遇和挑战中继续前进吧！席勒说过：“人必须有了伟大的目标，才会自然而然地伟大起来。”当代中国律师应该有这种自信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