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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传本:律师不是“聋人的耳朵”

来源:新闻晨报     日期:2012-12-16     作者:朱中民    阅读:8,114次


□1989年 4月的申城街头,大律师郑传本的法律咨询活动,吸引了里外三层的人群。
CFP图片

  每到出席庭审时,他那口带有宁波口音的普通话对坐在旁听席上的上海听众来说,倒是非常的自然和受用。


    回顾上海律师百年,一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他就是郑传本律师。作为记者,我与他相识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位报童出身、干过公安、当过法官进而转行做律师的“老宁波”给人的印象虽说是朴素实在,但却长得一脸福相,慈眉善目,似有菩萨之容。每到出席庭审时,他那口带有宁波口音的普通话对坐在旁听席上的上海听众来说,倒是非常的自然和受用。

    当时,沪上律师并不像现在这样人数之众多,队伍之庞大。但就在为数不多的律师中,郑传本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位。不过,这仅仅局限在圈内。真正使郑传本成为上海家喻户晓的著名律师,源于一起轰动上海滩的重大刑事案件庭审的现场直播。1987年初冬,上海发生建国以来首起歹徒持枪抢劫银行杀人案,上海警方经连续五昼夜的侦破和追捕,终将作案人于双戈从外地捕获并押解回沪。最终,于双戈被依法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

    接下来,便是审理于双戈的女朋友蒋佩玲的包庇罪案。

    因于双戈作案后曾告诉过蒋佩玲,并得到300元的资助。而蒋佩玲则表示愿和于双戈生同生、死同死。这些细节经媒体披露后,更加引起了市民的关注。

    当时,全上海的市民茶余饭后几乎都在议论这个案件:抢银行、杀人,生同生、死同死,朋友还赞助资金潜逃。这些都是市民口中的谈资。

    就在这样的氛围下,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庭审蒋佩玲案件时,并通过上海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

    这样的直播,在上海可是空前的。于是,庭审直播时,自然是万人空巷。

    1987年12月19日下午,蒋佩玲窝藏包庇案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底层大法庭开庭审理,并通过电视台向全市直播。郑传本作为蒋佩玲的辩护律师出庭为她进行辩护。

    当年,国家在“文革”后恢复律师制度时间还不长,市民对律师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还不甚了解,许多人都认为律师只不过是“聋人的耳朵”。

    郑传本并不这样认为。作为恢复律师制度后的第一批律师,他坚信律师工作是国家法律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他坚持认为,法律是公正的,只要律师的辩护意见有理有据,法庭是会采纳的。

    于是,郑传本在庭审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认真仔细地阅读案卷,多次去监所会见蒋佩玲,甚至到蒋佩玲被抓的现场勘查地形,了解周围环境,丈量离附近派出所的距离等等。

    庭审时,郑传本针对公诉机关的起诉书指控蒋佩玲的犯罪事实及犯罪过程一一进行有利于蒋佩玲的辩护,其中最精彩的一段是对起诉书中“蒋佩玲被公安机关截获”的表述,有证据表明蒋佩玲是在她住地派出所门口数米远的地方被抓获的,她此前在派出所附近已经走了好几圈。

    郑传本说:“哪有在派出所门口被截获的道理?蒋佩玲想潜逃的话,也不会潜逃到了住地派出所的门口来让你们截获?分明她是想去派出所自首,犹豫再三而没有勇气走进去罢了。"

    郑传本的这一辩护意见得到了旁听席上许多人会心的笑声,当然也得到了在电视机前收看这庭审直播市民的认可。

    应该说,郑传本的辩护是精彩的,也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不仅仅是为蒋佩玲进行有利辩护的成功,而是让广大市民眼前一亮,改变了对律师是“聋人的耳朵”的观念,树立了对国家法制建设的信心!

    于是乎,社会上广泛流传“找老婆要找蒋佩玲,请律师要请郑传本”。

    郑传本曾经对我说:“我该赢的官司一定不肯输,该输的官司一定不愿意赢。因为该输的官司你也要去赢,就侵犯了对方的权益。”

    可见,郑传本是一位正直的大律师,一位有着浩然正气的大律师。

    然而,大律师也有被贬的时候。郑传本曾经在某区法院出庭辩护时,被当庭驱逐出法庭,这一事件对郑传本打击很大,长期对此耿耿于怀。他说,“我是一名老党员,干过多年的政法干部,连我这样的人,也会被逐出法庭。真是的!”

    十几年前,我陪郑传本一起去西部一座城市办案,当时,郑传本代理的是江苏一家小型国企。这家国企跟西部该市的外贸公司有经济纠纷,事实证明过错全在该市外贸公司。但该市中级人民法院出于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不判令该市外贸公司承担过错责任,而且还判决江苏这家国企赔偿对方人民币100万元。郑传本愤愤不平,不以大律师自居,代理小国企远赴该市高级人民法院打二审。经二审判决,小国企的赔偿额从100万降到50万元。

    得此结果,我以为已经很好了。但郑传本似是怒气冲冲:“本该是一分钱都不赔!”但二审结案已是终审了,大律师也无奈。

    2008年,值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上海市委政法委搞了一个上海政法30年的系列活动。我有幸和郑传本一起被邀请去电视台录制有关法制类谈话节目。彼时,郑传本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体内已安装心脏起搏器。电视台的同志关心他的健康,担心他不能坚持,郑传本毫不含糊地说:“能坚持,这辈子就是在坚持中度过的。只要能为中国的法制建设再起点作用,死了也值!”

    一年后,2009年12月6日,郑传本逝世,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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