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情怀被什么牵动

    日期：2008-04-17     作者：本刊记者/盛学友    阅读：1,505次

22名律师委员和代表，成为“两会”上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

作为法律人，他们所关注的话题，格外吸引中外媒体记者的眼球。

律师委员和代表，在关注什么？

相同的与不同的

22名律师委员和代表，分别来自新疆、青海、四川、重庆、黑龙江、湖南、湖北、山东、河南、河北、天津、江苏、广东、上海、北京，地域占了大半个中国，其中女律师共计9人(委员3人、代表6人)，今年新当选的律师委员、代表17人。

这些律师委员和代表，给本刊记者的共同感受是，他们都有强烈的参政议政责任感。“这不仅是党和人民对我们个人的信任，更是对我国13万名律师的信任，我们深感责任重大。”秦希燕代表的话，吐露了律师委员、代表的心声。

他们的提案、议案和建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立意高，视野开阔，没有局限于部门的狭小利益，关注的问题较为宏观，但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提交后引起有关方面和领导关注的可能性较大。

第三个共同点是，他们都能坦然面对媒体，充分行使委员、代表的话语权，扩大提案、议案和建议的影响力，敢于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充分展现出了参政议政的自信。

这些律师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因为地域经济发展不同，他们所关注的话题也不尽相同。来自新疆的法蒂玛律师，她所关注的是包括律师、法官在内的法律执业共同体的生存状态问题，如何更加规范地使用民族语言进行司法活动……这些在中东部地区无须考虑的问题，却成为法蒂玛的一块心病。而发达地区的律师委员、代表，考虑的是如何发展的问题，比如广东律师朱征夫委员关注的是股票印花税问题，上海律师段祺华委员关注的是海外新移民和归国留学人员的职业扶持问题。

一个是生存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生存问题让人心痛，发展问题令人欣喜。

制度的与宏观的

本刊记者对律师委员、代表的大量提案、议案和建议分析后发现，他们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带有宏观性的国家制度建设问题。

我国南方地区遭受冰雪袭击，不仅令国家领导人揪心，也让律师委员、代表不安。他们考虑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我们如何积极应对，如何把损失减到最小？

雪灾给电力系统造成了巨大损害，也暴露出电力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电力职工面对这种突然而至的自然灾害束手无策，严重缺乏随机应变的意识、能力和手段，而“电力系统出现任何问题，都是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为此，施杰委员在这次政协会上提交提案指出，“电力职工的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亟待提高”。

陈舒代表在尽快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法》配套规章的提案中指出，雪灾发生后，火车站大量滞留旅客，由于春运信息的发布存在隐瞒、封锁或者不准确等问题，导致一些严重后果发生。因为春运涉及很多个部门，地方和铁道部怎么样来协调，谁来拍板做决定，“是今后执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法》当中需要研究和考虑的事情”，陈舒为此建议，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法》进行专项调研。

律师行业属于自由职业，很多律师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或研究生，还有越来越多的在海外接受教育的人直接加入律师行业，他们虽然精通法律，但对国情、政情不够了解。不更多地了解国情、政情，就很难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就很难承担参政议政的历史使命，再加上偏激思潮的影响，也会削弱律师队伍的战斗力。为此，有着海外留学经历、第一个在美国硅谷设立中国律师所的王俊峰委员提交提案，建议增加主流思想政治教育渠道，加大律师行业的党建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农村宅基地的流转问题，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施杰是民进四川省委法制委员会主任。2007年，就宅基地流转问题，他们曾进行实地考察，并形成调查报告。

据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资料估计：今后20年全国每年有1200多万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镇地区。而以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153平方米计算，每年将均有18.36万平方米的农村宅基地可能闲置不用。

施杰认为，一个客观事实是，农村宅基地私下交易相当普遍，而禁止性的规定又让买卖双方处于不安全状态，当这种状态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社会更大矛盾。

为了使农民与市民享有同等的土地使用权，施杰委员建议在农村宅基地流转方式上，建立“保持集体所有、允许上市转让”这一全新的农村宅基地流转模式。所谓“保持集体所有、允许上市转让”，其实质就是在保持农村宅基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对手续齐备、建造合法的农村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颁发《集体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等证书，允许农村宅基地及地上房屋与城市商品房、房改房一样，合法上市转让。

迟夙生代表提出了“扎龙自然保护区亟须保护”的建议。如何对自然保护区立法，把资源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对于全国自然保护区来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在农村，法律援助这个名词对于农民来说还相当的陌生，法律援助在农村的成果还相当有限，许多农村受援对象不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而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导致本来就贫困的家庭而雪上加霜或因此而返贫。刘玲代表认为，由于许多法援机构资金困难、人力不足，“法援制度在农村还任重道远”。为此，她建议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立法保障、扩大援助范围，加大政府投入、加强队伍建设，“促进农村法援工作的全面发展”。

这些提案、议案和建议，与国家制度建设有关，一旦被国家有关方面重视，不仅有利于国家的发展，还将惠及千千万万基层百姓。

法律的与微观的

律师委员、代表的提案、议案和建议，有相当数量是较为微观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裁员风波接连不断，职工叫苦不迭，企业怨声载道。见诸报端的新闻，多为被裁职工喊冤。而工商联界别的律师委员段祺华，则站在中小企业的立场上，向政协会议递交了一份《加快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提案。

段祺华认为，劳动合同法缺乏弹性，需要进一步修正或完善。按照劳动合同法要求，两次签订有期限劳动合同后，就要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而一些中小企业，生命期不过三五年，这岂不矛盾？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后， 不允许双方设计条件终止合同，仅仅规定在法定和约定解除条件下，劳动者或企业可以解除合同，缺乏弹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主权受到限制，竞争力大大降低。

为此，段祺华建议， 减少劳动合同法中硬性规定，增加弹性条款，将一些合同内容留待合同双方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同时加强工会在与资方协商中的地位和力量，“为社会创造一个和谐、稳定、持续的劳动关系”。

吴德立委员就企业高管保释问题举了两个例子：金正集团董事长被以涉嫌挪用巨额资金罪拘留，导致集团财务状况窘迫，企业封门停产。创维数码董事局主席黄宏生涉嫌犯罪被捕，两日后缴纳保释金后获准保释，黄宏生可以继续行使签订合同等民事权利，集团平稳渡过了危机。

同为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经济性犯罪，因为处理方式的不同，导致的结果是，一个企业和品牌的毁灭，一个是企业平稳过渡并得以继续发展。

这两个例子说明一个问题，刑事当事人被限制自由，但其民事权利并没有被剥夺，如何保障其行使民事权利，刑诉法并没有具体规定，“以无罪推定原则为前提的保释制度可解决这个难题”。吴德立针对涉嫌经济犯罪的企业高管人员适用保释制度提交提案，建议在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同时，更加保障人权、减少犯罪嫌疑人民事权利行使的障碍。

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在对上调证券印花税的传言刚刚辟谣后4个工作日内，突然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1‰上调至3‰，致使股市暴跌。

以关注公民权利而著称的朱征夫委员，研究了《税收征收管理法》、《立法法》、《印花税暂行条例》，根据这些规定，税收的开征、税率的变更等既涉及征收非国有财产，也涉及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作出规定，“印花税属于非国有财产，财政部无权变更印花税税率”。

根据财政部的财政预算报告，仅就印花税一项，2007年就比2006年增长1017.31亿元，执行数为预算数的997.5%。朱征夫为此提交提案认为，“税收的开征、税率的变更等只能由法律规定，而不宜授权国务院作出规定，因此，上述规定应当修改，有关税收的立法授权应由全国人大收回”。

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保障了各种实体法的贯彻实施，但公、检、法司法机关在各种诉讼程序过程中不能正确执行程序法的行为，往往严重地损害着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阻碍着各种实体法的贯彻实施。

由于现行的法律对司法机关程序违法行为缺乏评判纠正的程序依据，诉讼当事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往往不得不到处上访、喊冤。即使将这些问题反映到上级领导机关，因缺乏纠正的程序规定，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所以，有人感叹，国家有告公民的法律，有告行政机关的法律，唯独没有告司法机关的法律，“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行为违法”，游离于法律调控之外。

为解决司法诉讼处于一种法无依据的状况，刘玲代表建议“制订《司法诉讼法》”。

这些提案、议案及建议，都属于法律制度范畴，具体而详细。如果这些建议都能被采纳，我们国家法制建设将会更加稳健前行。因为实践出真知，律师提出的这些建议，来源于实践。

(编者注：因篇幅有限，本刊不能将律师委员、代表的提案、议案和建议一一详解，望律师委员、代表和广大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