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律师归队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日期：2012-12-12     作者：滑璇    阅读：5,683次

1981年，在阔别法律界22年之后，王文正终于回到上海市司法局，出任上海市律师协会秘书长。

其时，上海市律协还没有稳定的栖身之地，不断的搬家成为律师们一项日常工作。王文正回来时，律协暂租于上海中山南二路969号的03招待所内。“03招待所”一度成为律协的代名词。

王文正的首要任务是招兵买马。他一回来，就拿到了一张666人的名单。1980年6月，上海市司法局党委向上海市委上报《关于动员司法干部归队的请示》，获得批准。司法局经与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协商，向上海各个局机关查询人事档案、下发调查表后，汇总上来这样一张名单。

为此，上海市司法局专门成立了一个6人动员小组，王文正任组长。

“上海的特点就是老律师多，50年代留下的老律师有100多人，这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北京恢复律师制度用的多是年轻人，因为没有老人儿。上海不一样，一开始就弄了一群老头子、老太太。”84岁的王文正笑着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他还保留着多年法律人的习惯，穿着朴素但整洁的西装。

半年里，6人小组拿着这张名单，几乎翻遍了上海，才勉强从666个人里拉回了20个——王文正的感觉，就像是萧何月下追韩信。

 

短暂的法律生涯

1950年代，新中国有了自己的第一批法律人。

傅玄杰与法律的结缘，始于青少年时代。1947年，上海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17岁的傅玄杰挤在众多上海市民当中，拥在关押被捕学生的曹家花园门口。“当时史良带着几个学生出来，我们一大群人都在鼓掌。”傅玄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位做了10年军事法官、30多年执业律师的老人，今年已经82岁了，仍在执业，是傅玄杰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所会议室的墙上挂着乔迁时徐汇区司法局贺赠的壁毯。他穿一身笔挺的西装，一头乌黑的头发，不戴眼镜，脸上也没有多少皱纹，看起来也就60多岁。

亲眼见到史良保释学生的这个场景，从此影响了傅玄杰一生。本来有志于科学救国的他改变了志向，在一年后进入了史良的母校——上海法政学院（后并入华东政法大学），攻读法律。

傅玄杰入学的1948年，沈钧儒还在学校教书。教材是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注重保护私人财产权和交易自由。等到1950年再开学，“六法全书”被废，全部采用苏联教材。他亲身感受到了“法律就是国家机器”这个现实。

他1950年毕业时，恰逢朝鲜战争。他和无数热血青年一样，应征入伍，开始了军旅生涯。由于是法律科班出身，他被分到了志愿军军法处。1953年战争结束，他跟着部队南征北战，最后留在华东军区空军军法处。

傅玄杰骨子里有一种法律人特有的“叛逆”。在军法处时，他几乎是系统中唯一一个法律科班出身的“秀才”。无论什么案件，他只考虑实体是否合法，程序是否合法。他常把纯粹的法理分析直接告诉思想开明的处长，处长每每告诫他：记住，走出这个门槛，这些话都不许讲。

总的来说，1950年代前半期，傅玄杰感受到了中国法制的快速推进。那时，中国已经有了《婚姻法》，还出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很多条例。1954年，中国有了第一部宪法，并开始酝酿第一部刑法。

而且，开始有了律师。

1954年，史良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长。在她的推动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开始恢复律师制度。

1956年4月，上海市律师协会筹备会宣告成立。王文正担任筹备会副秘书长兼第一法律顾问处主任。他是山东人，12岁成为儿童团团长，15岁入党，1949年随大军南下，进入上海。来律协筹备会前，曾出任过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区法院院长。

筹备会下设6个法律顾问处，有专职律师150余人，兼职律师125人。上海由此成为当时中国律师最多的城市。

傅玄杰所在的军法处，有一些案件涉及地方，需要公开开庭。此时，已有律师参与辩护了。他感觉，一切都在非常有序地进行。

 

法律人流散

不久，形势开始变了。傅玄杰隐隐觉察到了法庭上的微妙变化，律师不像原来那么敢说话了，开口时有了顾忌。

反右风暴很快降临。王文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上海的100多名律师中有10多人被打成右派，比别的行业比例高。北京比上海还严重，3个法律顾问处主任中，有两个成了右派。

1958年，上海6个法律顾问处相继撤消。1959年，律协筹备会被取消。

此后的20年中，除了个别涉外案件中，法院会抽调几个做过律师的老法官，象征性地出出庭、做做场面外，律师这种职业，在中国销声匿迹了。在上海这座诞生过无数名律师、有着深远法律传统的城市里，律师风流云散。

1959年，王文正被定性为积极宣传“无罪推定”和“有利被告”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离开了上海，先后在安徽、江苏、山东的煤炭系统工作。

1960年，傅玄杰从军队复员。他本来可以转业到地方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但此时，他已对法治不抱希望，认为国家的发展重点将转移到工业建设当中，他要顺应潮流。他转业到了上海洗涤剂厂，从事组织、规划工作。这个厂生产的白猫洗衣粉闻名全国，看着厂里高高的化工反应塔，傅玄杰干劲十足。

然而，几年后文革的到来，让傅玄杰再次失望。

1967年，造反派在厂里整死了人，傅玄杰实在看不下去，便大着胆子直接给上海市革委会写了举报信。没两天，市里派来了工作组。可工作组前脚离开，他后脚便被造反派抓起来关了半年。这次事件让他在上海轻工业系统成了名人，很多人都知道，“白猫厂”有个在军队干过十几年的老法官，“搞不动的”。

和许多法律人一样，1952年毕业于上海法学院（后并入华东政法大学）、在上海市检察署工作的赵珪，由于出身不好，在1958年“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充实生产第一线”的大潮中，被分配到一家深藏在里弄中的小工厂，后来调到三机部下属的上海573厂，成了一名产业工人。

绝望中，她卖掉了家中所有的法律书籍，用了4年时间学习机械加工技术，考取了技术员职称，负责产品质量监督。她在政治上成了“逍遥派”，别人搞运动，她就像看不见一样，一个人专心学习、苦练技术。

 

集结号

1979年，53岁的赵珪已是一个有着十几年厂龄的老师傅。

如果不出意外，再过两年，她就该退休了。工友们常跟她讲：“等你退休的时候，我们就用单位买的日本丰田小汽车，敲锣打鼓送你回家。”

但就在这时，她和整个中国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转弯。

1978年12月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迅速重回法制轨道。197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成立了专门小组，起草律师条例，很快形成征求意见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批示，在京、津、沪、穗试点，恢复律师制度。

7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7部重要法律，明确规定，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可以委托律师进行辩护。

赵珪至今记得，1979年秋天的一次同学聚会。他们已经多年不怎么来往了，打倒四人帮后，才又开始交往。那次聚会上，她的老同学、50年代的老律师杨志鳌透露了律师制度即将恢复的消息。

从那天起，她的法律梦突然苏醒。

她给筹备中的上海市司法局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当律师的夙愿：“虽然我对现在的工作和生活也很满意，但仍然希望实现当律师的理想。”如今已经86岁的赵珪笑着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往事。她一头短发染成栗紫红色，身穿玫红色羊绒衫、戴着真丝印花围巾，看起来年轻时尚。

两个月后，司法部的调令下来了。除了兴奋和喜悦，赵珪还有些伤感。她又用了两周时间，物色好接班的人选，安排好下一年的工作，一切布置妥当后才从容离开。

1979年11月，赵珪来到位于四川中路29号的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报到。其时，顾问处还没正式对外成立，小小的两间办公室，有好几张空桌，全部人员还不到10个。包括她在内，女律师共有3个。

倪彬彬比赵珪早报到几个月，是夏天来到顾问处的。她属于1949年后的第一批律师，1955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1956年曾在司法部的安排下为日本战犯辩护。刚归队时，全上海连她在内只有两个律师，加上一位领导，在位于福州路209号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509室办公。

“你想不到的，那个时候我们归法院管。”80岁的倪彬彬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这段不同寻常的往事，自己也觉得好笑。

直到1979年10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建立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的通知》，上海市司法局进入重建倒计时，对律师的分管才由法院转到司法局。

不过，虽然司法机关即将恢复、律师制度即将重建的消息在媒体上铺天盖地，傅玄杰却全没放在心上。对他来说，法律生涯早已成了一段模糊的记忆。

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到上级主管机关——上海市轻工业局办事。闲聊中，组织处的人问他：上海律协要恢复了，你这个老法律人要不要回去做律师？傅玄杰想都没想地回答：“我不想回去。”毕竟，离开法律多年，业务早就忘光了，新岗位也已打拼得小有成就。

没过多久，与傅玄杰同在徐汇区工会做法律服务的李树棠把他找了去。李树棠是新中国最早的律师之一，1959年后到上海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做图书馆工作，此时已回到上海，负责律师协会的恢复筹备工作。李树棠试探地问他，是否愿意回司法系统工作？他一口回绝。

1980年初，李树棠直接找到厂里，向傅玄杰摊牌：我们要组建律师队伍了，你要不要来？说着，他还掏出司法部1979年12月9日下发的《关于律师工作的通知》给他看。

一听到“律师”两个字，傅玄杰年轻时的那根神经一下子紧绷起来，在曹家花园见到史良的一幕再次浮现。这一次，傅玄杰答应考虑考虑。

回到家，家里人却劝他安分一点，不要去。傅玄杰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比喻给家人做工作：“一个人是不可能违背社会大背景的。如果大环境乱了，你在哪都不可能吃上一碗安稳饭。”他坚信，惨痛的文革，有生之年不会经历第二次。

1980年4月，50岁的傅玄杰来到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报到。此时，第一法律顾问处已搬到徐汇区天钥桥路，正式对外办公。文革期间他蹲了3个月的徐汇区看守所，就在对面。傅玄杰没想到，十几年后，他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李树棠交给傅玄杰的第一项任务不是办案，而是继续找人，扩充队伍。

他和两位同事拿着司法部的文件，到上海所有局级机关查档案。由于一直在轻工业系统工作，轻工业局的下属单位就成了傅玄杰动员的主要对象。

找人并不容易。有时候，他跟人聊着聊着就开始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觉得人家确实不应该回来，在工厂劳保待遇比机关好。找了一个多月，回来的寥寥无几。

 

6人动员小组

1980年春节，王文正回上海探亲，上海市司法局局长鞠华要他“赶快回来”。但因其户口不在上海，调动搁浅了。

鞠华没有放弃。这年年底，中央组织部和国家人事局联合发文，要安排一批部队转业干部充实政法机关，司法局借此争得了10个从外地调沪的名额，将王文正的户口调入了上海。

上岗之前先培训，王文正被送到北京的中央政法干校学习了半年，学完后又留校当了半年老师。

1982年春节过后，王文正来到上海市律协，走马上任。此时，律协下面已有市属的第一法律顾问处和第二法律顾问处，共40多个工作人员；区县所属的19个法律顾问处，共80多人。全上海的律师加起来，满打满算120人。

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招兵买马。其时，文革后重新招生的法律专业学生还未毕业，只有动员老法律人归队这一途。

王文正担任了新成立的6人动员小组的组长，其他成员包括司法局人事处干部、司法干校的学生科长和律协工作人员。

每次动员前，要先与该系统的分管机关联系，机关转告下属单位，单位接到通知后，他们才能上门找人。

动员小组去了，单位一般都比较配合，真正困难的是本人不愿意回来。“单位上报名单的时候，没跟本人打招呼。如果征求本人意见，人家就不报了。”王文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王文正主要负责的电影局系统，有20个动员对象。其中有一个在话剧团做团支书，表示可以考虑归队，但要求律协帮其解决住房问题。王文正一听就犯了难：“我当时从外地调回来还住在老岳母家，真不敢答复他一定能解决。”就这样，电影局系统的一个都没回来。

王文正眼瞅着动员对象一个接一个地说“不”，却不愿放低律师行业的门槛标准。还是鞠华劝他：“只要学过法律、干过法律的，本人愿意就都可以要。你要求不要太高嘛。”

时年59岁的刘礼强在化工局下属的一家设计院做行政科长，马上就要退休。为了他，本来设定的55岁年龄底线也被突破。刘礼强后来成为上海市律协的办公室主任，年近70方才退休。

三个月跑下来，跑断了腿，结果调回来的只有20人，仅占名单的3%。但20人也是不小的成绩了，占了当时上海全部律师的16%。

随着人员的陆续到位，办公场所不断搬迁。搬家时的体力活，可以说是律师们的家常便饭。一次，为把写字台搬上一条狭窄逼仄的楼梯，几个男律师把桌子翻过来，一人一个，扛在背上就走。女律师力气小，就两人一张写字台，连拖带拉地往楼上拽。这群人中，最年轻的当时也已超过45岁了。

在倪彬彬的印象里，从1979年底开始的不到5年时间里，第一法律顾问处先后搬家13次。条件好的时候，曾在南京路上的延安饭店办公，“感觉像宾馆一样”；条件差的时候，在永嘉路飞纶制线厂的院子里搭过活动板房，“像个临时工棚”。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细细数算着那些停留过的地方：“金陵路、延安路、徐家汇、衡山路……直到淮海中路，那是最后一次。”

1980年代末，由政府包办律师事业这种做法逐渐寿终正寝。1988年，司法部发出了试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试点方案，律师辞去公职。仅过了一年，上海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就有了10所，自愿组合，自收自支。

淮海中路上的原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后来改制成了“上海市沪一律师事务所”，至今依然在营业。那里，还有一位从事了30多年律师工作的老律师，他就是当年被王文正从嘉定一家工厂的车间主任岗位上找回来的吴宝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