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界梅兰芳”

    日期：2012-07-16     作者：蔡富军    阅读：5,256次

1912年12月9日，《申报》上登载了一则通告：上海律师公会于前一天12月8日宣告成立。从此，这个中国近代史上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律师同业组织为推动中国法治进步和社会发展，开始了不懈的努力。沈钧儒、章士钊、张志让、史良、吴凯声、沙千里、王造时、韩学章等杰出律师代表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页。

今年，恰逢韩学章百年诞辰。身为律师，她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被称为“民主律师”、“法学界的梅兰芳”；曾任上海律师公会最后一届常务理事；1980年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工作，曾任姚文元的辩护律师……

为了律师，她在恢复律师制度后，为上海市律师协会的筹建不辞辛劳，出任第一任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家人在其身后设立韩学章律师基金……

日前，记者采访了韩学章的女儿、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顾韩君女士、原市律师协会秘书长李海歌女士。她们的讲述为我们呈现出了中国近现代法治史上传奇人物的生动形象。

19岁的请愿代表

记者：我们熟悉韩学章任律协会长后的一些情况，能先介绍一下她早年的经历吗？

顾韩君：妈妈很早就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9·18”事变后，为抗议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采取不抵抗主义，妈妈作为上海市中学生7名代表之一，带领3000名中学生到南京向当局请愿，见到了蒋介石，表达了学生抗日的强烈愿望。当时她19岁，负责请愿学生的后勤。

记者：那她什么时候学习法律，有志于做律师的呢？

顾韩君：其实，妈妈当时也可能去唱京剧。她出身梨园之家，外公早年是京剧演员。妈妈从小在戏台边玩，耳濡目染，也唱得很好。但外公后来改行从医，不赞成她唱戏。当时，家里也不赞成女孩子上大学。妈妈很要强，提出自己挣钱读书。她喜欢自由，喜欢伸张正义，后来又受到中学校长的鼓励，于是在1934年考入上海法政学院学习法律，一直半工半读。读书期间，她经常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2·9”运动后被选为上海市妇女救国联合会理事，和史良、王孝英、罗琼等在一起。她们举行了示威游行。妈妈担任宣传部副部长，负责喊口号，组织游行队伍。

法学界的梅兰芳

记者：她什么时候开始正式执业做律师的？当时的执业情况如何？

顾韩君：妈妈1938年大学毕业，1939年正式挂牌做律师。是和爸爸一起挂牌的。爸爸是留法归来的法学博士。挂牌律所地点在当时的浦东同乡会所在地，现在的延安中路地区。后来，日伪当局要求开业律师一概必须登记。爸爸妈妈不甘心当“汉奸律师”，就摘下律师牌子。这让家里一下子拮据起来。我是1943年出生的，当时妈妈在医院生我，因为没钱，一度出不了院。

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后，韩会长重新挂牌做律师，当时情况如何？

顾韩君：有个影响比较大的案子。1947年，国民党当局强迫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晚报》停刊，造成“联合晚报事件”。当时沈钧儒、沙千里、爸爸和妈妈是报纸的法律顾问。后来，妈妈代表该报提起诉讼，3次出庭，她什么也不怕、大胆辩护、赢得了“民主律师”的称誉。当时， 王元化在那个报社工作。九十年代初，我们两家成了邻居，他家住在我们家楼上。有一次我陪妈妈去他家，碰见了汪道涵。老市长知道妈妈主动摘牌的经历，有如梅兰芳蓄须明志，称赞妈妈是“法学界的梅兰芳”。

姚文元的辩护律师

记者：韩会长什么时候接到通知，要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工作的？她当时有哪些考虑？

顾韩君：记得是张士勤、戴汉民到我家来通知的。当时妈妈正好外出开市法学会的会议去了。我接待的他们，他们要我告诉妈妈，到北京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辩护工作。当时妈妈已经70岁上下了，“文革”时爸爸受到严重迫害，我也受到牵连。妈妈在感情上有些难以接受，但身为人民律师，她觉得还是应当挺身而出接受指定。

记者：不少人知道，韩会长和张中为姚文元辩掉了一个罪名，中间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顾韩君：妈妈看完堆了几人高的材料，又拿起诉书对照看，发现一点：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姚文元参与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提出这点，有不小的压力。也有些人指责他们为“四人帮”辩护。但妈妈想，作为律师，就应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后来在讨论时提出来，反映到领导特别法庭的彭真那里。彭真说，律师敢讲真话，讲得对，就让他们辩。最终，特别法庭采纳了他们的辩护意见。这是了不起的，说明律师不是摆摆样子的，中国在走向法治。

记者：后来韩会长还办案吗？

顾韩君：八十年代初，她领导上海一些优秀律师，参加上海审判“四人帮”骨干分子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辩护工作，辩得很成功。帮姚文元辩护后还有个小插曲。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去世后，留下了一笔遗产。家属为遗产分配起了纠纷。他们找到妈妈，想请妈妈帮忙代理。妈妈拒绝了。她说，帮姚文元辩护是国家指定的，她服从指定。但这个遗产纠纷民事案件，钱再多她也不办，因为当时律师协会行业管理工作非常繁忙。在当时上海第一批的10个一级律师里，妈妈是唯一一个女律师。

承前启后的会长

记者：解放前，韩会长作为律师公会最后一届常务理事，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顾韩君：1945年，她任上海律师公会常务理事，中间是有曲折的。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律师公会控制得很紧。推选前，沈钧儒、沙千里等人希望她上，为党多争取一个席位。但选举时，国民党安排了另一个人。妈妈见状就上台发言质疑，下面的律师同行们也提出意见。最后大家说，就选带头质疑的韩学章。妈妈后来说，那不是她自己要出风头，而是想为党工作，那样做当时是有风险的。

记者：恢复律师制度后，韩会长筹建律师协会，后当选会长，相比以前，她有哪些变化？

李海歌：最大的变化是忙，忙于准备制定律协相关规章制度、律师的工作规范等等。加上市人大、法学会的工作，会议很多。但她忙得很开心。

我是1984年前后开始在韩会长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时间律协经常搬家，选办出地址。忙归忙，韩会长很注重仪表。她担任女律师联谊会理事长，在接见国外法律同行时，她也很注重自己的着装，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气质。这都代表中国女律师的形象。

记者：后来设立韩学章律师基金出于怎样的考虑？目前运作情况如何？

顾韩君：妈妈去世后，我想怎样才能更好地纪念她呢？想来想去，觉得最好的纪念就是让她的人格魅力传承下来，促进上海律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就想到了基金的形式。

李海歌：顾老师作为家属没想到为自己，而是想到为律师群体。她拿出了韩会长去世后的抚恤金、礼仪钱，在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协的支持下，倡议并推动建立了这个基金。目前运作情况很好，一批优秀的律师得到了该基金的奖励。

记者：作为女儿，您怎么看母亲？

顾韩君：她一直很忙，没时间照顾我。我是外婆带大的，没喝过一口奶。文革中，我也受牵连，身体差了。但几十年的共同生活和这些年整理她的材料，越发体会到她的人格魅力，很佩服她。我退休后，尝试做做律师（指了指手腕上印有上海律师字样的手表）。

李海歌：顾老师做了不少法律援助的案子，还在市妇联做信访接待工作，每周都去，坚持了很多年。

顾韩君：倘若不体会律师的从业滋味，就不容易理解妈妈的经历。她一直在律师这个行业里，曾经几次放弃了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机会。她说要把机会给年轻人。她几次提出申请入党，但组织上鉴于解放前她就是民盟盟员，建议她在党外发挥作用。1983年，她终于如愿入党，非常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