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天津视窗11月30日电：杜伟强，香港资深执业律师。１９５２年出生于香港，并在香港及英国完成学业，具备香港、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最高法院执业律师及大律师资格。现任国际法律公证人、中国司法部委托公证人 、英国特许仲裁协会院士、香港律师公会纪律委员会委员等职。在香港法律业界，他是德高望重的资深专业人士，不但具备资深的法律专业资历，而且对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贡献良多。他曾出任香港保良局乙酉(2005-2006)年主席。为表彰他对香港社会的贡献，香港政府曾于1993年向他颁发了“元旦授勋荣誉奖章”、“２００６年铜紫荆星章”。同时，他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香港委员、天津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天津海外交流协会名誉会长、香港天津联谊会会长、天津教育基金(香港)有限公司会长、天津市慈善协会名誉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高级顾问。

■采访手记

杜伟强律师是最早进入海外天津人系列采访名单的成员之一，可总是因为时间与空间的原因，我们失之交臂。但在这期间我却记熟了杜律师的简历，并从中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细节。

首先，杜伟强律师生在香港长在香港，可他却与远在北方的港口城市天津有了一份不解之缘，他连续两届当选为天津市政协香港委员，一干就是十年，这十年中他经历了香港回归，看到了天津的发展和变化，这些变化更加让他心系天津，热爱、关注着天津，更为天津、香港两地之间经济、贸易、教育、法律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其次，杜伟强律师在香港有一间颇具规模和名声的华人律师事务所，这家律师事务所位于高级写字楼林立的香港心脏地带，占据了一千多平方米的中区甲级写字楼，拥有执业律师二十多名，职员七十余名。他们的业务经营范围广泛，既涉及民事和刑事诉讼、保险及个人损伤赔偿诉讼、商业领域及公司收购合并的法律服务、房地产法律服务、遗嘱及遗产管理、商标和专利的代理、国际公证和中国司法部委托公证、仲裁等业务，还在北京创立了杜伟强律师事务所代表处。就在这么繁重的专业工作之余，杜律师还是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天津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深圳海外联谊会副会长、香港天津联谊会会长、天津教育基金（香港）有限公司会长、香港工商专业协进会理事会副主席及专业委员会主席、北京海外联谊会董事、中华慈善总会创始人及永久理事。他还极其热心公众服务和社会服务，他是保良局乙酉年主席、香港旅游协会亲善大使、邓兆坚何添慈善基金会联合主席，葛亮洪奖学基金委员会、蒲鲁贤慈善信托基金委员会委员。

这些事务及头衔加在一起，便让我对杜律师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效率生出了许多想象和好奇。

见到杜伟强律师的那天，正好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中秋节的前一天，为了参加天津海外交流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和海外天津侨领探亲行活动，杜律师从香港飞到天津。按照事先安排，我和摄影记者下午四点钟准时来到了利顺德饭店，但杜律师还在从滨海新区往回赶的路上。我们大约又等了近一个小时，才看到杜律师急急火火地进门，并操着一口难懂的香港普通话和我们打招呼。

我发现杜律师的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和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力，寒暄几句之后便让人感觉像是见到了一位老朋友，尽可以自由自在地聊天、交谈了。杜律师说，他还是第一次在天津过中秋节。在香港，农历八月十五是“追月”日，许多家庭都会在这一天全家聚在一起吃饭、消夜、赏月，农历八月十六才是香港人的公众假期，这次中秋节他来天津，他们一家人只能“十五不圆十六圆”了。

提起家，说到家庭，杜律师很自然地说起了自己的出身，也说起了在毫无财力、毫无背景下自己在香港那个社会成长和打拼的经历。

杜伟强出生于香港一般平民家庭，父亲开了一间卖海鲜的小铺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供养他们兄姐六人上学读书。杜伟强从小便体会着香港社会劳动阶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和从业的艰难，中学毕业后，他再也不想增加家庭的负担，从1973年起他便找到一家香港华人律师楼，在那里打工，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开始了自己艰难的行业学习和见习律师生涯。

杜律师说：“我选择的这条路很不好走，可以说是充满了艰难与坎坷，特别是在当时香港那个社会，要想当律师太不容易了。那时在香港从业的律师大部分都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基本上都是有钱、有背景人家的子弟。而香港大学的法律专业才刚刚起步，开始在贫苦学生中招收优秀人才在大学里学习法律，当时我选择先到律师楼做事，边做、边学、边进修、边考试，这条实践机会较多的路。学习是要付出很多辛苦的，也是做律师最苦的学习经历。白天要上班工作，晚上要自学，还要先在香港通过一门门的考试，然后再到英国法律学院念一年法律，并通过全英联邦所有国家人员参加的公开考试，才能拿到从业律师资格。”

这段经历让杜律师铭心刻骨，更让他不能忘怀的是与母亲的诀别。

那是１９７９年的春节后，杜伟强在律师楼边干边学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他就要去英国法律学院进修，去迎接那漫长学习道路上的最后冲刺。可就在这时候母亲生了脑瘤，已处昏迷状态。去还是不去，这让年轻的杜伟强难以选择。去，也许这就是与母亲的永别，不去，不仅会让他几年来的努力付之东流，而错过这次的学年考试，他也许就会错过这最后一次当律师的机会。因为明年整个的考试结构和方法便会调整，考试的方式和内容都会改变，等于一切都要从头再来。怎么办？２５岁的杜伟强坐在母亲的病床前，望着昏迷中的母亲，久久做不出决定。最后还是在哥哥姐姐们的劝说下，他选择了离开。临走的时候，他又来到母亲床边，拉着她的手，含着泪对她说：我走了，但我一定会把律师资格拿回来，你要等着我。但母亲没有等到他回来，开学不久他就收到了母亲病逝的消息。

杜律师说：“不知道你会不会相信，人与人之间是会有种心灵感应的。我母亲去世的那天我还不知道，那天我正在英国伦敦火车站坐火车回宿舍途中，到了火车站，平地之上我竟莫名其妙地摔倒，双腿跪在了地上，等我站起来查看自己却是毫发末伤。当时我心里很纳闷，后来我便得到了母亲已经去世的消息，算一算母亲去世的时间几乎与我摔倒的时间相同，我想我无意中的跪地也许是在冥冥之中与母亲做最后的诀别吧。”

１９８０年，杜伟强通过了那一年英联邦国家有八千多人参加的律师资格考试，回到香港当了律师。凭借着自己在律师楼五六年的基础工作经验和勤奋好学、脚踏实地，杜伟强在律师界很快干出了成绩。1985年，杜伟强便独立创业开办了杜伟强律师事务所。

创业初期，事务所只有杜伟强一名律师和八位职员，办公室的面积也只有100平方米左右。当时的杜伟强不分昼夜、不计假期，把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位客户和每一件案件，并凭借着他“忠诚守信，审慎严密，设身处地，尽心尽力”的职业操守，一个个官司打下来逐渐打出名气，打出了信誉，也提高了律师事务所的声誉。

经过十年的奋斗，杜伟强律师事务所在香港日益强大，1996年，他又看准时机，捷足先登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开始了在内地的香港法律服务，同时也走进了与北京相邻的天津，成为天津市政协的香港委员。从此，天津成了他第二故乡，他心系天津、热爱天津、关注天津，更为天津与香港之间的经济、贸易、科技、商业、教育、卫生、文化，特别是法律等方面的交流与服务做了许多事。

如今，滨海新区的开发建设更让杜律师兴奋不已，他说：“我感觉自己现在更是大有可为了。”他希望能很快在天津成立一个杜伟强律师事务所天津代表处，与北京的工作连接起来，从事一些具体的法律服务工作，他说，只要是对天津建设发展有利的事情他都想做，都要做。

记者：听了您的经历才了解，您为了自己的事业所付出的辛苦，特别是在香港社会打拼，要取得成功，您的经验是什么？

杜伟强：香港这个社会很看重人的社会阶层，讲究你的出身背景，家世背景，特别是法律界，在这行里除了考虑你的出身、家世背景外还很讲究论资排辈，如果一个人出生于法律世家、父辈又是知名大律师，那做起来相对就容易多了。但你这两样都不具备，要从基础开始一点点做起来就困难多了，不仅要用你的信心、才能、双倍的努力还得加上机遇才能成功。特别是年轻的律师根本不可能自己当老板，都是先给别人打工，从基层一点点做起，那所花费的精力和心血是可想而知的。

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做人诚实善良，还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特别容易与客户沟通并被客户接受，在这种前提下，你只要牢记一点：把客户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去做，尽心尽力，全心全意，把事做好，你就有成功的希望。一个人做事放不放心进去，是谁都看得出来的，没有责任心，更不愿意花时间去为客户服务，把律师这个职业只看成是干活、赚钱，不相信法律能帮助人，你是做不好律师的。另外，服务什么样的客户对律师的影响也很大。假如你有很好的身世背景，一些大客户会有机会找到你，但如果你个人的能力有问题，第一次人家也许会找你做，你做得不能让人家满意，那他就会寻找比你更有能力，做事更强的人。所以，机会就在每个人面前，你做事放多少的心在里面，就会得到多少回报。

记者：您现在主要做哪方面的工作？要不要经常做一些取证、调查的事情？

杜伟强：我主要从事诉讼律师工作，还包括仲裁等方面的事情，工作的范围很广。律师是靠证据说话，但香港律师一般不参与调查，基本是拿来证据，我们确认、利用证据，不像电视剧里表现得那么复杂，那么戏剧化，做律师一定要有严格的逻辑思维能力，思辨能力和很好的语言表述能力。人都说我们是“吃脑”的人，也就是靠脑子吃饭的，你看看我的头发，是不是就能看出我是“吃脑”的？“聪明的脑袋不长毛”，用脑用多了的人头发会很快掉光的。

记者：这可能有一定关系吧！据说在香港您是公认的公正和信誉度很好的律师，所以香港终审庭首席大法官也推荐委任您做了香港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的委员，一干也干了十年。

杜伟强：谢谢你这么说。的确，这样的律师必须有十年以上的工作经历，还要不怕得罪人。因为行业当中有很多很专业的问题，要求委员拿出专业的知识进行处理，而对一些不好的事情，要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维护职业道德，严肃行业纪律。

记者：作为资深律师，您在香港和内地做法律事务十几年了，是不是对两地之间律师行业也做过些比较？

杜伟强：我上世纪九十年代来中国内地的时候，感觉这里的律师水平不是很高，特别是对一些涉外的法律问题了解很少，更不用说处理经验。最近我对北京、上海两地的律师水平又进行了观察和比较，发现有的律师水平提高得很快，特别是在涉外法律问题方面，出现了两极分化，有的人这种业务越做越大，越做越有经验，而有的人却没有机会做这些，等于是有些人垄断了这些业务。比如像天津的企业，他们有了这方面的问题，不找天津的律师，而是要到北京、上海去请律师，这种情况就提醒我们的律师服务业应该快点起步，大力发展，提高素质，增强竞争意识，要抓住机遇，奋起直追，锻炼提高自己的水平，把客户留住，在这方面天津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

记者：说着说着，您就自然会说到天津的问题，听说您曾在政协会上做了一个专题发言，就提出了加快发展天津现代服务业的建议？

杜伟强：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完善服务业的各项法律法规制度，加快体制改革和软环境建设，建立服务领域市场规则；要放宽市场准入，理顺市场秩序，真正形成市场充分竞争的局面；要加大服务领域的开放力度，扶持重点服务行业，大力发展一批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法律、会计、咨询、商贸会展、现代物流、广告、设计、策划、教育培训、文化传媒等专业服务机构；积极培养和引进尖端专业人才；服务业单位调整发展思路和方式，将重点放在提高服务业产品的质量上。

我觉得天津有海有河有地有港口，资源丰富，只要人的观念更新，思想放开，政策问题、大环境问题、培训问题、教育问题、交通问题做好，天津的发展就会好上加好，快上加快。

记者：除了对天津的发展建设，您对天津许多的事也都很上心，作为香港天津联谊会会长，您联络香港天津人，建立了香港天津教育基金会，帮助贫困的天津优秀学子接受高等教育，您更提出教育第一、福利第二的帮扶原则。

杜伟强：这个原则也是从我自己身上总结出来的。我认为福利上的资助是暂时的，教育上的资助才有可能改变人的一生。如果一个人想吃鱼，你每天都给他，倒不如给他一副钓具、教给他钓鱼的方法，他就会一生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还可能会去帮助其他人。所以解决民生的短期办法是福利，长期方案是教育。我们的教育基金会在天津每年拿出十万元，资助两百名学生，每人五百元，到现在已经做了七八年了，但这规模还太小，我们还要进一步做大做好。另外，我曾在香港保良局做主席， 保良局是一个有着百多年历史的庞大慈善机构，宗旨是保赤安良。它的工作分为两块，一块是社会福利，一块是教育。而我也非常重视教育的部分，因为一个人生活上有困难我们可以及时地给予帮助，但是如果没有教育，他就会永远贫困。香港保良局有几个基金对贫困的学生进行资助，也办学校，还设立了以我名字命名的“保良局杜伟强中央图书馆暨教案资源中心”，特别向老师提供师资培训，这个教师的培训中心通过教案、讲座及资料的提供，提高老师的教学水平，只有教师的素质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才能教出更多的好学生来。

记者：您最近有没有在天津发展的一些新打算？

杜伟强：我很希望尽快在天津开设一个杜伟强律师事务所天津代表处，我想年底以前把我们的申请送上去，也许很快就能成形。我想到那时我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法律专业特长，切实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促进香港、天津两地的法律服务业互动、交流，促进天津法律服务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