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房地产有道的女强人，累积了千万元财富，包括价值1300万元的荷兰路洋房。她生前立下两份遗嘱，不料引发两名女儿打官司，其他孩子则分成两阵营给予支持。

律师姐姐

起诉眼科医生妹妹

律师姐姐要高庭宣判亡母12年前立的遗嘱有效，其千万元遗产应由答辩人以外的五名兄弟姐妹共享，但眼科医生妹妹指亡母近20年前立的遗嘱有效，大部分遗产应由她独享。

起诉人徐妙玲（53岁，Muriel Chee Mu Lin）曾在政府部门工作，但她不愿透露现有职业。

答辩人徐嘉玲医生（47岁，Caroline Chee Ka Lin）在国大医院任职，丈夫也是医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担任教授。

本案昨天开审，预计审理15天，由赖秀珠法官审理。

根据诉方开庭陈词，1989年，起诉人的父亲徐少文中风，完全瘫痪。同年3月，就在父亲中风后不到1个月，母亲吴汉尊立下遗嘱（简称89年遗嘱），委托答辩人为唯一的执行人和信托人。

在这遗嘱中，吴汉尊表明把15万元分给幼子秉瑞、部分遗产充作丈夫（如果丈夫在她之后才离世）的医药费和孙子的教育费，剩余的大部分遗产全归答辩人一人。

1995年6月，吴汉尊把单独拥有的荷兰路洋房的一半权益，以250万元的优惠价，卖给答辩人和其丈夫周德关。

立下第一份遗嘱的七年后（1996年8月），吴汉尊另立一份遗嘱（简称96年遗嘱），委任起诉人和侄儿吴君华医生为执行人和信托人。

在这份遗嘱中，吴汉尊给答辩人和周德关一个选项，即在一年内以市价买下她的另一半权益。如果有关选项没被执行，洋房就得卖掉，所得的一半权益收入，将连同她的其他遗产，均分给另五名孩子（即不包括答辩人）。

诉方说，1994年12月，该洋房的估价已900万元。答辩人和丈夫理应支付450万元，却以比市价便宜了整200万元的价格，买下一半的权益。

如今，洋房估计已值1300万元，一半的权益价为650万元；只支付250万元的答辩人和丈夫，其实足足赚了400万元。

诉方估计死者的遗产总值少过1300万元（包括洋房的一半权益、其他的房产）。以96年遗嘱来看，5个孩子只能各获少过250万元，而以折扣价买下洋房一半权益的答辩人，所得比5名兄姐还多。

对两份遗嘱

诉辩各持己见

诉方指死者于96年时神志清醒，能飞到美国探望儿孙；她是有能力且能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立下96年遗嘱的。

辩方却不承认96年遗嘱，要高庭宣判89年遗嘱才是合法的。

辩方置疑96年遗嘱的合法性，并将传召四名诊断过死者的医生证人，证明死者在96年期间，其实已患有间隙性痴呆（lacunar dementia）、老年痴呆症（alzheimer）和抑郁症，并服食过量药物。

辩方指死者当时的精神状态，根本无力立下96年遗嘱；死者是受起诉人的影响，并且在让人怀疑的状况下立下有关遗嘱。

死者的长子秉强和长女曼玲都支持答辩人。他们认为，89年遗嘱才代表亡母的心愿，因答辩人是亡母最宠爱的孩子，而96年的遗嘱，答辩人却什么也没分得。次子秉刚也支持答辩人，将为她出庭供证。

三子秉瑞则支持起诉人。他指89年遗嘱不代表母亲的心愿，因为只有答辩人分得母亲的遗产。

他认为，母亲当时因父亲刚中风，精神大受创伤，因此难以分配其遗产；她其实在该遗嘱中，要答辩人代所有的孩子保管她的遗产。

诉方代表为林琼燕高级律师，辩方为严振忠高级律师。（部分人名译音）

遗嘱人生前是教师

投资房地产有道

吴汉尊（Goh Hun Keong）生于1921年。她毕业于美以美女中，完成师资培训课程后，到南洋女中等中学担任英文教师多年。

吴汉尊跟医生丈夫徐少文育有3男3女，按序为秉强（61岁，退休工程师、移居美国）、曼玲（56岁，移居美国）、秉刚（55岁，商人，移居美国）、秉瑞（54岁，退休空军机师）、起诉人妙玲和答辩人嘉玲。

婚后几年，她成为房地产投资家，累积了数个值约数百万元、供出租的房地产，包括荷兰路一带的店屋、公寓、印尼峇淡岛的房产等，而她所住的荷兰路洋房，市价高达1300万元，也是本案的焦点。

徐少文死于1990年。2004年6月，吴汉尊逝世，享年83岁。她死后，答辩人以“89年遗嘱”，向法庭申请遗嘱验证书（grant of probate）。

不料，起诉人以她持有“96年遗嘱”，提出中止有关手续的申请。她后来获法庭指示，就“96年遗嘱”的合法性提出这项诉讼，答辩人提出反诉，指“89年遗嘱”才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