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中国法援基金会发出全国招募令:招募律师和法学应届大学生志愿者,为每个无律师县派遣1名志愿律师、1名大学生志愿者,为当地提供法律援助。这是职业律师首次被纳入西部法律援助活动。
今天,第一批30名律师志愿者将正式奔赴受援地,开展为期一年的法援服务。
“你就是英雄”
在报名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活动之后,姚永亮马上把自己的车卖了。
姚是山东日照的一名律师,执业13年,早已在当地闯下名头。在接受《法制日报周末》采访时,他笑道:“不谦虚地说,我这个人骨子里就有一种公益精神。从读中学起,我就喜欢为班上的同学们做点事”。
姚永亮觉得自己最终入选是十拿九稳的事情,所以自报名之后,就开始为西部之行作准备,卖车是系列行动中的一步。
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西部之旅竟会如此一波三折。
山东省的律师志愿者报名人数超过50人,其中不乏资深的优秀律师,而中国法援基金会给山东的名额是3个。
省司法厅从报名者中选出了10个,说:“我们这10个都很优秀,拿下哪一个都觉得可惜。报上来你们挑吧”。
中国法援基金会从中选择了三位,名单中没有姚永亮。
姚永亮急了,他跑到北京,动用自己的社会资源,找到共青团中央和团市委的官员,给中国法援基金会打招呼。
基金会召开党组会议专门讨论此事,最后决定给山东增加一个名额,姚永亮搭上末班车。
可是体检的时候又出了意外,姚永亮有两项指标偏高,不符合体检要求。
姚永亮又一次来到北京,重新体检,而且让医生出具了说明。
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益未感叹:“面对这么一个满腔热血的、执着的律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呢?”
最终,他如愿以偿,成为首批30名律师志愿者之一。
中国法援基金会将为每位律师提供一年3万元的生活和办案补贴,同时配一至两名法学毕业生作为助手。
陈益未说:“刚开始我们也担心会没多少人报名。因为无律师县大多在西部偏远地区,律师们可能不愿意去这么艰苦的地方,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报名的人非常踊跃,而且很多律师条件都很好。”
今年是“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活动的第一年,主办方为保证效果,只提供了30个名额,而报名人数超过了500人,几乎达到二十比一的比例。
一位北京的老律师已经55岁,达到了活动年龄限制的上限。他几次来到基金会,陈述自己想去做法援的强烈愿望。
有位女律师甚至已经做好准备,要带自己的孩子过去上学。
中国法援基金会秘书长周院生说:“我们这次选出来的律师,主要来自东部发达地区,基本上都是执业超过5年以上的成熟律师,其中不乏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合伙人。”
陶旭明,浙江稠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也是浙江义乌颇有名望的资深律师。他参加此次法援活动的消息,引起当地律师业震动。有人为他可惜:“这么高的收入不要,去了西部,他也舍得?”
而陶旭明觉得:“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我已经过了追求金钱的阶段,想要来回报社会。我的朋友们都很支持我这么做,他们对我说:‘你就是英雄!’听到这样的话,我很开心。”
当记者问及,他到西部做法律援助每年会损失多少钱时,陶旭明笑而不答。但他也承认:“别墅是老早就有了。”
陶旭明还有个打算,就是到了西部以后,发动自己的企业家朋友们,为当地发展作贡献。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的志愿者加入。
律师分布失衡
与这次法律援助行动相呼应的,是我国无律师县的数量近几年未有减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法制日报周末》,现在全国还有200多个县没有律师。
而这5年间,全国执业律师的总数已经增长了近3万人。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介绍,我国的执业律师总数已超过14万人。其中,超过半数的律师都云集于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
新增的律师也大多流向了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加剧了律师在地区之间的分布不平衡。
据北京市司法局的统计,2008年北京全市律师事务所已达到1211家,执业律师18635名。而据甘肃省司法厅律管处处长何雯介绍,甘肃全省律师只有1800多人,还有6个县没有律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冉井富的调查表明,我国省会级以上的城市中,平均每10万人拥有的律师数为51名,而在贫困县中,平均每10万人只有1.7名律师。
冉井富说,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可以自由流动。一些地方没有律师,只能说明这些地区既不能留住本地律师,也不能吸引外地律师。“说白了,无律师县的法律服务市场养不起律师。”
受访各方都承认,收入低下是中西部基层律师流失的主要原因。
2008年北京律师业收入是84.5亿,以此计算,人均年收入超过45万元,而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律师的年收入往往连这个数字的零头都不到。
甘肃省民勤县司法局长王辉明说:“我们县有6个律师,其中4个是公职律师,拿工资的,还好过一点。另外两个律师,每年的收入就是几千块钱,苦得很!如果不兼职,都很难活下去。”
“我去过陇南地区一个律师家,真是家徒四壁,这个律师白天给人打官司、做调解,晚上还要去帮人洗猪大肠,补贴家用。”一位采访过西部律师的记者回忆道:“那里的居民也很穷,给不了多少律师费,有时候就请吃顿饭,或者送点粮食,送一捆劈柴,就算抵了律师费。”
法律援助供需矛盾凸显
没有律师,并不代表没有法律服务需求。
每个地方都会有未成年人犯罪。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但现实是,一些县没有律师,又无法指派其他地方的律师,无奈之下,还是得开庭审理,未成年人权利难以得到保护。
贵州省平坝县司法局局长卢凤认为,西部大部分县区正处于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期间,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土地经营权流转等各种利益冲突引发的矛盾日益增多,大部分群众没钱请律师,由于本地律师稀少,也得不到法律援助,导致矛盾激化。
“我们县的法律援助需求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但是县里面只有一名专职法律援助律师,全县每年法律援助需求在500件以上,而办理的仅250件左右,很难做到‘应援尽援’。”卢凤说,“尽快解决法律援助供求矛盾已成迫在眉睫的问题”。
公益行动缓解“市场失灵”
冉井富认为,律师分布失衡并非中国独有,西方发达国家亦然。美国的律师总数非常多,但绝大多数律师都集中在纽约、芝加哥等发达城市。“问题的关键是,规模较小或者无力自行购买法律服务的地区,该如何实现正义的送达。”
“我们用派遣和轮换志愿者的方法来实现,实现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律师资源对接,同时派去的志愿者也可以扶持带动一些当地的法律人员。”周院生说,“与以前的法援志愿活动不同的是,这次我们招募了职业律师来做志愿者,而且就是派往无律师县,效果应该会更好”。
德恒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丽说:“这个活动有点类似于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但是目标更明确,专业性更强,是锻炼律师人才的好办法,德恒准备从参加此次活动的学生中择优录用。”
冉井富建议,可以通过中央转移支付,在还没有社会律师的地区,设立1至2名法律援助律师,以保证在重大的法律事务中,实现底线的正义;同时,可以核定一些特别落后的地区,允许“赤脚律师”们提供较大范围的法律服务,在另一个层面上形成法律服务供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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