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度、接地气！为2021上海律师代表委员提出的建议点赞丨聚焦上海两会

    日期：2021-01-27         阅读：3,289次

律新社丨编辑部出品

聚焦上海两会

2021年1月23日-27日

2021年上海“两会”于1月23日—1月27日召开，上海律师如何发挥参政议政作用，备受各界关注。

律新社了解到，本次上海两会期间，各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于大数据保护、使用、规范等数字化社会转型问题表示关注，并对疫情防控、临港新片区发展、婚前信息互通、青少年保护、营商环境优化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从这些提案议案的具体内容看，律师代表委员所提出的建议专业性强，善于发现、总结并通过实际调查研究得出结论，既有高度、又接地气，充分体现了律师的专业水准和社会责任感。律新社整理了部分律师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和大家一起分享。（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随着我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智能化服务得到广泛应用，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了社会治理和服务效能。但同时，我国老龄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不少老年人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在出行、就医、消费等日常生活中遇到不便，无法充分享受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利，老年人、视力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我国公共服务类网站和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水平有待提升，多数存在界面交互负责、操作不友好等问题，使得这类弱势群体不会扫“二维码”、不会晒“健康码”，成为这类群体出行的心理障碍，成为其享受上海数字城市转型进程中智能化服务便利之路上的“拦路虎”。

吴坚建议，针对这一问题开展常用应用软件适老化改造。开发具有适老化特点的智能产品。针对老年人推出更多具有大字体、大图标、高对比度文字等功能特点的产品；鼓励更多企业推出界面简单、操作方便的界面模式，实现一键操作、文本输入提示等多种无障碍功能；提升方言识别能力，方便不会说普通话的老年人使用设备。提升智能无障碍水平，推出符合视力障碍人士、听力障碍人士、肢体障碍人士等群体需求特点的互联网应用。同时，由上海市经信委会同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对互联网无障碍水平进行测评，对符合要求的互联网网站、手机APP，授予其信息无障碍标识；对不符合要求的，及时指导、督促其改进。

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规定》以来，上海市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充分发挥律师作用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从现阶段我国刑事案件办理的实际情况来看，上海市公安系统在案件材料提交接收等环节还存在待完善之处。具体体现在案件基本信息的“了解难”；案件材料“提交难”；个别办案机关或承办人故意拒接案件材料等方面。

针对上述问题，邹甫文建议设立统一的案件接收窗口。在公安机关设立独立于案件承办部门的案件管理部门窗口，如成立“案件管理中心”，统一接收案件相关材料及投诉材料。同时通过该窗口公布所有案件管理中心的地址及联系方式供查询。明确材料接收范围和办理流程。针对材料接收难的问题，该案件接收管理中心可作为案件办理过程中的材料接收及转移、送达单位，统一负责材料的传递工作。同时，加强信息化建设，增加电子查询功能，健全完善案件反馈和监督机制。

随着癌症早期诊断率的提高、放化疗方案的改进等，癌症患者的生存率得到明显提高，但是在放化疗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辐射和毒性作用，会极大地损伤卵巢，减少卵巢里原始卵泡的数量，大多数患者癌症虽得到治疗，但排卵功能和内分泌功能严重受损且无法恢复，导致卵巢早衰并丧失生育功能。

因此，裘索建议，患有恶性肿瘤的女性，在对全身进行较大剂量放化疗前，可以将卵子取出冷冻，保存拥有后代的机会。目前，癌症患者的卵子储存在为其取卵的医院中，由于癌症治疗周期长，医院需存放卵子3-5年，可能面临储存资源及空间不足的问题。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把全球顶尖的人才、科研专家、创新科技要素集聚到上海来。将公共卵子库设置在临港，便于与其他发达国家开展生命科学与医疗科研上的交流合作。将公共卵子库设置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区，同时搭建好配套服务，可指定自贸区内的医疗机构进行取卵，以便于更高效率的卵子运输及储存，减轻目前上海市可开展辅助生殖技术医院的负担，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2019年4月国务院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20年6月1日上海开始实行新的《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许多方面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然而，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障碍，这些障碍使政府信息公开的时效性在实施中大打折扣，民众的申请体验感不佳。

胡光建议，建立市和区层面的首席信息公开官制度以及统一信息公开申请窗口，这样对于民众和政府机关无法确定的公开事项，民众可以直接向首席信息公开官所主管的市区统一信息公开窗口来申请公开，由首席信息公开官统一协调提供信息。依据《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这些首席信息公开官可组成一个决策委员会，与专家委员会分别负责决策和咨询，可起相得益彰之效；以便民为原则增加查询功能；增加隐私政策和申请人保护机制；鼓励申请电子文件并减免使用电子文件时的申请费用；建立民众参与的信息公开评价机制，弥补监督和救济渠道的不足。

此外，在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政府作为掌握海量信息和高价值数据的主要平台，亟需主动对这些信息和数据进行科学处理，包括脱敏、归类、隐私保护、适时主动公开等，从而促进各项科学和智库研究，以及服务企业经营需要，推动对外开放和城市数字化转型。

设立婚姻登记生效异议期，指的是在婚姻登记与生效之间设定一个合理期间，并非如之前强制婚检那样的行政门槛，而是出于保障双方知情权和保障婚姻意愿真实的人权的目的，登记生效与否、何时生效的决定权仍在双方。在这期间内如果双方觉得必须“冲动”，也可以在书面明确放弃“异议期”的情况下，直接领证。

徐珊珊提到，将目前《婚姻登记条例》中的申请登记即发证生效，区分为申请登记和登记生效两个阶段，中间增加异议期。具体地，男女双方前往民政机构可先做登记，合理期间（即异议期，如2周）内未向民政机构提出撤回登记的，则婚姻关系自合理期间届满后自动生效。

对于撤回婚姻登记的，未免隐私泄露，已查询到的对方的隐私信息应当配套个人隐私保障措施。建议在婚姻登记机构的主持下，双方签署个人隐私保密承诺函，承诺对查询到的对方隐私信息予以保密，如有扩散将承担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加强检察机关外部监督制约、规范检察权运行的重要保障。随着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实施，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于监督委员会，造成人民监督员制度辐射空间的萎缩。在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人民监督员作用亟待进一步加强，以实现其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衔接协调，建立起检察机关与社会民众的良好互动关系。

刘正东建议，与司法行政机关共同构建多元宣传平台，通过新闻发布会、微信推送等方式及时发布人民监督员发挥作用情况，提高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社会知晓度和参与度；借鉴“人民调解委员会”探索设立“人民监督委员会”作为人民监督员相对独立开展监督工作的组织形式，尝试开展人民监督员队伍的自律自治工作，不断提升人民监督员的履职能力和履职水平；对于人民监督员可以发挥作用的事项，应全面发挥人民监督员的作用，初期可以要求每个检察院的每个“可以参与事项”都应有人民监督员参与，甚至有一定比例或数量要求；对于人民监督员“应当”发挥作用的事项，应做到相关案件全覆盖，让人民监督员制度真正发挥出“刀刃向内”的人民监督作用。特别要建立起以监督不起诉权为核心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人民监督员不仅可以依职权对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进行审查，并作出独立的审查评议结论，而且检察机关应畅通渠道让人民监督员充分了解不起诉案件的相关情况。同时，人民监督员也可以接受被害人、控告人等案件相关人的申请以决定是否启动监督程序，从而让人民监督员制度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随着线上新经济的发展，阿里、腾讯、拼多多、京东等为代表的线上新经济企业，聚集了大量劳动者的“双手”，以解放更多人的“双手”，满足新业态新模式下的新型消费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在线新经济有别于传统经济，其主要借助AI、5G、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智能交互技术，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劳动者，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拼多多员工猝死事件曝光后，社会舆论大部分指责线上新经济企业在迅速发展的势头下牺牲员工利益，过度用工。然而，当我们从不同角度去看待产生极端情况发生的原因时，可能我们会产生更深层次的思考。

因此，洪亮建议，严格规范企业用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引导企业建立健康的用工常态；劳动监察部门牵头，联合多部门建立健全用工监管体系，探索通过属地监管与行业细分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多方位、动态化监管；提高劳动者自身权益保护意识，使其知悉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并从个体上正确看待职业发展。

在当前制造业技术和全球产业变革的大趋势下，“上海制造”重在构建先进制造业、高端制造业样本和现代新型制造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以高端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方向，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小微制造企业进行“一刀切”的抛弃，其中部分优质传统企业是对于“上海制造”的整体发展依然具有重要作用。
安翊青建议，全面梳理、客观评价上海现有的传统的小微型制造企业，适当保留一部分具有价值、品质优良的企业，融入“上海制造”整体布局；将上海传统制造业中培养的技能师傅纳入高端制造业人才范畴，积极发挥他们在研发实验阶段的重要作用；对于予以保留的传统小微企业，要求他们在满足环保排放要求的前提下，允许他们的存在和发展，甚至可以根据这些作坊式工厂参与研发配套的贡献度给予必要的税收鼓励，给传统的小微型制造业留下一些生存的空间，对“上海制造”发展会有巨大的帮助。

2020年，早餐点逐步恢复合理布局，满足市民早餐需求，是申城一大民生利好。与此相关，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擦亮上海文化符号，丰富上海文化品牌内涵，提升文化软实力，满足市民读报需求，建议科学合理布局报刊杂志零售网点，让书报亭成为城市文化风景线。

随着自媒体等互联网媒介的发展，传统纸质媒体受到了极大影响。但上海市仍有不少市民喜欢通过传统纸媒接收信息，他们已经养成了阅读纸质报纸的习惯。

因此，厉明建议，上海市应当重新规划布局报刊杂志网点，恢复报刊零售。政府应参照针对书店所制定的振兴计划，给予专项财政支持，在邮局、便利店、街道老年食堂或活动室等，设立专门的报刊零售网点，或者在上午、下午某个时段内设立类似于早餐车的流动报点（过时间撤离），为广大需要买报的市民提供方便，繁荣上海市报业市场，满足市民读报需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擦亮“上海文化”符号，丰富“上海文化”品牌内涵，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上海市在全国较早地建立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并率先建设了“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在一些重点地区、重点领域探索了“两法衔接”工作的全新模式。早在2004年8月，在市委、市府的领导下，市检察院、市公安局等14个单位就共同制定了《关于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工作机制的办法》，初步形成了上海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工作机制。回顾近几年来的工作开展情况，上海市“两法衔接”工作在推进中还存在较大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立法保障不足；牵头部门有待明确；衔接机制有待规范；信息共享平台运行有待加强等方面。

为有序推进上海市的“两法衔接”工作，钱翊樑建议，应着力从体制和机制的完善入手，制定《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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